1982年5月，沈志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准备提前答辩。人生第四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从天而降。1982年，他因为与一个美国女博士生的交往，再次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绝望和怅惘后，他终于镇静下来。在牢房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学术。他决定将三万字的硕士论文扩充成一本书。没有笔，他从《列宁传》里得到灵感，把牙膏皮撕开、铺平、擀薄，搓成一个卷。牙膏皮含铅，还真能写出字来，只是笔划不明显。就这样，沈志华用两个月时间在《列宁选集》的边角空白处完成了大纲。它后来成为沈志华的第一部专著。

在北京第二监狱劳改农场服刑的那段时间，被沈志华描述得很美好，他能接受外界送书，劳动之余能看书写作，差不多每天写8000-10000字。“那些日子，好不自在。”他甚至说，监狱真是做学问的最佳环境。

1984年5月22日，沈志华出狱了，没有公职和学籍，生活没了着落，甚至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而不能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好在他可以下海做生意。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健康的人生观、坚定的自信心、顽强的意志力。这三条支撑了我生活的平台。”沈志华说。他在大街上推车卖过水果，体会秦琼卖马英雄末路的辛酸。也曾帮农民办加工厂，协助大邱庄建立农场。1985年春，他南下深圳。没钱租房，就借住在人家门厅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给老板拎包。他倒过钢材、摩托车，贩过电视机、摄像机，做过棉布生意，玩过股票，做过经纪人，自己开过小公司，被港商黑过一万八美元的利润，也被新加坡商人重用过。最后做黄金生意，赚得满钵满罐。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感到生活没劲，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归宿。他的价值观已经定型，他需要成就感。他天生是书生，他的归属是学术。多年后，他的自传就取名为《我的书生路》。

1987年底，得知有机会审编一套翻译外国学术名著的“二十世纪文库”，沈志华马上放下公司事务回北京。他对器重他的董事长说：“我一定要回到学术界。”他在一间小屋里啃着方便面，玩命编书。不到一年时间编了62本书、近2000万字。书编完，人就病了，眼睛也不行了。

他还干过学、商结合的一个项目：出资40万元组织编写文白对照全译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因为营销得法，这套书前后销出了十几万册，还进了中南海。沈志华的个人财富也因此大幅增至百万量级。更重要的收获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中华书局的李丹慧，成就了一段至今幸福美满的婚姻。

1992年，沈志华已年过不惑，毅然离开历尽艰辛、成绩不俗的商海，回到阔别多年却日夜牵肠挂肚的学海，创办“华夏文化史研究所”、“东方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北京东城历史学会”等民间研究机构，重新开始史学专业研究。

就在这时候，历史给了沈志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俄罗斯对前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这是历史学和档案学界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不仅为苏联史研究，也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20世纪最后10年，“冷战国际史”成了引人注目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沈志华回归学界，正赶上了这个新学科的崛起。可谓躬逢其盛。

沈志华一直有“档案情结”。早在读研究生时，他的导师齐世荣教授（时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后任首师大校长）就教导过：“写一篇1万字的论文，必须要看100万字的史料。”一切从史料出发、靠史料说话，这是沈志华从一踏入史学殿堂的门槛，就记住了的道理。早在1993年，沈志华就得到了俄罗斯大规模解密前苏联档案的信息，他准备大规模、有计划地收集并编纂苏联历史档案集。当时，他在体制外，不可能争取到有关方面的资金支持，他的办法是：自己出资。

1994年10月和1995年3月，他个人筹集资金，分别在深圳和北京大兴召开了两次不同规模的学术会，向全国学者呼吁重视苏联档案解密，因为只有根据苏联的档案文献，才能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苏联；只有认识了真实的苏联，方能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会，并于1995年10月，一行四人飞往俄罗斯，踏上了北上取经之路。

一到俄罗斯就发现，他们的动作已经慢了半拍，美国和一些西方研究机构早已闻风而动，抢先进行收集。“取经”的困难和花销也超出想象。他们在俄罗斯一个普通宾馆的第一顿饭，就花了几百万卢布，折合480美元，沈志华当时就有点傻眼。于是，大家决定到莫斯科郊外的农贸市场采购生活用品（市区的价格特贵），自己做饭。

查阅档案和复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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