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 2006年第12期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苞米食用增量法”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但在试行中成效不大

“苞米食用增量法”最先起源于辽宁省。辽宁省是个缺粮大省，虽然中央每年都给辽宁省调拨大量粮食，辽宁省各级党委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增产节约，但在“大跃进”运动中仍然不能实现粮食自给，粮荒不断。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辽宁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多种植高产作物——玉米，并发动群众开展节约粮食运动。

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集体食堂，本着节约粮食的精神，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创造出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做法，即先将苞米蒸到五分熟，然后将半生不熟的苞米拿去磨，磨成粉状后拌水做成馍，最后再将馍蒸熟。经试验，旧做法1斤苞米只能出馍1．5—1．7斤，而新做法1斤苞米能出馍2．5—2．7斤。通过改进做饭方法能够大幅度提高苞米的出饭量，这对粮食短缺的农民群众来说无疑是天大好事。消息一传开，全省上下非常振奋。辽宁省委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黑山县考察，并决定率先在黑山县进行推广试行。

1959年5月13日，辽宁省委在黑山县三台子召开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经验介绍现场会。会议由副省长仇友文主持，各市、县委的财贸局长和粮食局长，以及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社主任、管理区总支部书记、人民公社食堂炊事员等共500多人参加。大虎山卫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玉林在会上介绍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黑山县委第一书记王树森在会上介绍了全县推广这一经验的情况。与会人员参观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操作过程，亲口尝试新法做出的各种饭食。经过听、看、吃等一条龙实践，与会人员一致肯定了黑山县的经验，并要求立即在全省推广。会后，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书记或市长、县长挂帅，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并在学习“黑山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做饭方法。

1959年6月1日，辽宁省委还专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呈了报告。报告认为：“‘苞米食用增量法’可以提高出饭率百分之五十——八十，并且做出来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大为提高。真正做到‘吃饱、又节约’。这是苞米食用方法上的一个重大革新。”报告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节约了大量的粮食。仅黑山县一年就可节约粮食7375吨。全省一年预计可节约粮食35万吨，不动一镰一锄取得了“大丰收”。二是大大提高了苞米饭的质量和营养价值。“‘苞米食用增量法’使苞米淀粉颗粒部分转化为糖，胚部的脂肪和米仁油因受热而游离，就散发出一股苞米所固有的芬香。所以，吃起来，好吃、营养价值大、抗饿。”三是既卫生，“又容易消化，老年人、小孩、病人(尤其是胃病)吃了不出毛病。可以减少胃肠病，不习惯的人吃了也不烧心，不胃酸”。四是巩固了集体食堂，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由于群众对食堂的“苞米食用增量法”很满意，劳动积极性提高，出勤率增加了30％，现已达到100％。最后，报告认为：“‘苞米食用增量法’是一种重要技术革新，是一种科学的做饭方法，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意义都是很大的。”尽管报告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抗饿”与“容易消化”、“脂肪和米仁油受热游离”与“营养价值大为提高”等，但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没人认真推敲该报告的逻辑问题。

辽宁省委的报告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在全国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黑山经验”无疑是及时雨。毛泽东读完报告后非常兴奋，立即作了同意转发全国各地研究试行的批示。1959年6月3日，中发(59)520号文件将辽宁省委的经验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各地参照辽宁省的做法进行研究和试行，还要求各地对别的粮食也进行试验。但一方面由于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技术革新”无非是食品体积的膨胀和水分的增加而已，劳民伤财，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也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一场“反右倾”运动高潮，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共中央(59)520号文件的贯彻。因此只有少数地方进行了试验。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得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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