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家们皈依基督可以说是民国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他们率性、自为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体现。然而,这些宗教皈依——人性中最高层次的灵魂的归属所在——却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拯救。因为中国民族和文化内在的封闭性并不因单个领袖或者政治家的开放得以遽然改变。

其次看海归们的知识人生是如何或主动或被动演变为中国式的政治人生的。在灵魂层次之下,尚有知识层面。民国年间,中国上下延续了洋务时期向西方学习、留学国外的风气,这来自一种真实的期望——实业救国和知识救国。

民国初年留学风气再起。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先后选送1100多人留美。胡适即在其中,回国后曾言坚持20年不谈政治,然而最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为国效劳。更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陈友仁,不懂汉语,抛妻别子,孤身一人回国闯荡。

费正清描述了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他说,随着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年后陆续回到国内一团糟的官场,一个新的、洋化的爱国领导阶层出现了。这些归国的留学生通常已争得了学术地位,而且他们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学问的。他们年轻、有才能,早年学过中国经典,又在外国学习了4~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语和现代学识。在两种文化环境中艰苦学习20年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一代人,比之过去乃至今后的任何一代人,他们更能填补文化的壕沟。回国后,他们在服装、谈吐及学术资格上都明显地出类拔萃。在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强烈的、基于新的世界观的爱国主义。这种世界观就是:在西方科学知识普及全球之际,唯独中国处于落后境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之外,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把中国和外在的世界在知识上汇合起来的人。

然而海归们的思想境界和学识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第一个留英获得博士学位的伍廷芳,在处理所谓民国第一案即“姚荣泽案”时,案子涉及的程序正义和司法独立成为伍廷芳和陈其美之间的斗争,也是伍廷芳给中华民国上下官员和黎民百姓上的第一堂法制课。

由于海归们走得太远了,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必须、必然承担超越他们自身能力的角色:既要为政,也要开化民智。当知识分子承担了道德、社会开化和政治义务等多重角色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知识分子,成了传统的“士大夫”。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的学者,费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独立知识系统导致的悲剧。

再则便是各位枭雄,在拥兵自重的背后均有列强们忽隐忽现的影子,于是就有了对外开放和对内不开放的结果。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好,北洋军阀也罢,统一政府时期的蒋介石等更是如此。民国外交家们的主要任务往往是如何以最大努力获取国外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袁世凯用善后大借款加强了对抗南方的武力,是陆征祥等人帮着张罗的;孙中山依赖苏俄展开北伐,是陈友仁等在鞍前马后效劳的;没有美国则不成其为蒋介石。跑在他们前面的棋子就是各位外交家。因此,民国外交家们貌似促成了国家的开放风气,实则100%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民国政府在寻求外国援助的同时,绝不想让这些国家看到中国政府腐败和国内混乱的实情,因此也绝谈不上真正的新闻监督和新闻自由。在1929～193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竟然用了一年时间,驱逐追求新闻真实性的《纽约时报》首席记者阿班,王正廷和伍朝枢(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皆有力焉。这不正是民国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结果吗?

【似是而非之三 :是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民国通常被冠以“现代史”的范畴。然而,民国有多少现代性呢?从民国类似黑帮的哥们义气政治,可看出民国海归们其实只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电线杆,而电线中流淌的还是传统政治的血液。

比如,黄郛、陈其美及蒋介石这三个留学东洋的海归义结金兰,终归脱离不了本土政治文化的脉气。蒋介石曾经劝说黄郛加入国民党,黄郛不肯。蒋介石便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结拜兄弟的重视,国政在其眼里可以由兄弟们一锅端了。蒋介石还有周淡游、王恩溥、何禄山、张静江、邵元冲、许崇智、冯玉祥、李宗仁、吴忠信、张群、张学良等各位拜把兄弟,但都不如上述铁三角关系的分量,蒋介石还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青帮。这些“兄弟”或亲或疏,或反目成仇或一团和气,均只是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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