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说,一次他碰到北京西山的一晚清农夫,农夫问他:“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反问:“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农夫便指着山下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

在国人的心中,电线和电线杆是近代力量的重要标志。电线杆先是洋务运动成果的重要标志,继而成为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象。义和团时期的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后来,电线杆成为军阀和独裁者悬挂人头的绝佳附着物。再后来,电线杆成为治疗性病和各种小广告的免费广告栏。就这样,电线杆竟然成了中国走向现代艰难命运的十字架。

为应对这个艰难的命运,蒋介石和黄郛这些“电线杆”,用电线把自己联系在一起,然而电线中传递的信息,却是山寨版的现代政治思维,一种“类黑帮”政治。

唐德刚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序言中说:“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其实,名将也不多,武人多。民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就是“侠以武犯禁,文以儒乱法”,或者说武人从政继承了军阀传统,文人也纷纷从军。秀才吴佩孚即是当时典型的一位“儒将”(张学良说吴佩孚是“能够写点字的人,当年带兵的大都是老粗啦”),由此制造了一时角色混乱之局面。而大老粗中有张宗昌。费正清回忆:“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宣称,山东督军(张宗昌)‘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生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祓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

类帮会政治奠定民国的政治风气。南方以孙中山为中心(1903年国民党尚未成立时,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形成同盟会和国民党派系。北方以袁世凯为中心,形成北洋派系。其后,交织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联姻关系和互相提携的关系,渐渐形成了多重关系网。

当各路文人侠士粉墨登场的时候,似乎会造成中国社会开放开明的表面态势。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自发的、多元的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一元的、集体主义的、人工设计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开放社会的目的“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然而,民国的开放与开明,甚至一定程度上昙花一现的平等和自由,为什么没有使中国获得“人道”和“理性”?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波普尔难题”。问题产生的缘由,可能要从中国社会的结构上去探索。

民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留洋归国者和当权者结合,形成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撑。而下层社会仍处于农业阶段,民间的疾苦、封闭与上层的浮华、开放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这种似是而非的开放社会,并没有战胜它的敌人——封闭与落后的民间基石。民国的政治和外交,是少数人的游戏。无论玩弄权力者如何饮恨,如何义字当头,也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几年“吉祥之兆”,是一种“假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似是而非之四 :外交官屡遭殴打,是因为不爱国吗】

民国外交官大多数是爱国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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