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难以定论,有两个原因:其一,弱国无外交的逻辑。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利时采访出家修行的陆征祥,陆征祥叹曰:“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此话出自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又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民国外交总长之口,相信是他切肤之痛后的感慨,也是一种“恨”。然而,“弱国无外交”的口头禅是一个陷阱。从逻辑上看,它为弱国不开展积极、强硬的外交寻找了借口。这句口头禅的隐含之意就是“强国有外交”。希特勒式的外交是一种典型的强国外交,但是他成功吗?国家发展被限制在力量追求上,其实是更为危险的路径。

其二,人民外交的逻辑。民国外长们的个人命运如浮萍一般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外交呼声中可怜地漂浮着。他们因这个不彻底的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说曹汝霖之宅被烧,“烧得其所”的话,而郭泰祺因交涉“一 • 二八”事变,以及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甚至蔡元培先生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被殴打、恫吓,则是令人深思的中国特色的问题了。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民族情绪该如何正当表达,实在没有公认的标准。鲁迅在“九一八”之后,面对青年的失控发出的声音,依然值得今日中国青年深思。1931年11月30日,鲁迅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署名“乐贲”),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

鲁迅若活到今天,看到有老年学者被青年人掌脸,不知作何感想。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他对于民众外交(人民外交)表达出的情绪和国家代表(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之间的不同,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28年,蒋廷黻也曾说:“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即民族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

鲁迅说的是要正面地研究该研究的国难问题,不要躺在历史中发无用的悲号;顾维钧讲的是职业外交与民众情绪的区别;蒋廷黻讲的是对国际化时代的开放态度。上述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实际只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中最需要补充的两个字:理性。从民国外交家的思想遗产中,吾人所能得出的只有理性二字。理性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而这二字在民族主义面前,却常常显得狼狈不堪,甚或其持有者屡屡遭打。悲乎。

(作者系文史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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