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余长士“文革”中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山西名医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生卒约1564年～1629年)所著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即各种妇科疾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那个时期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学苏联，所谓“组织疗法”便是仿效苏联的产物，它有点类似中国人老话里说的“吃哪儿补哪儿”的意思，就是说，将人体的相对组织(器官)，如胎盘、胆汁、肺液等经提炼后成为针剂，或注射或埋人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强体。余长士的解释是：“根据民间的这种偏方，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于是，他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余长士开始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的(即有痛经症状的村妇)，长年 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1959年初，结束在江西农村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回到上海的余长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难单位——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

1960年1月，余长士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报告所述，亦非诓言。根据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员调查后拟出的《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中证实，余的确在工厂里开展了“鸡血疗法”的实验，根据病历记载，他一共为203例患者治疗，“根据病历记录和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可作如下分析：该疗法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其余如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及高血压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报告中也强调，“其中有36％发生高热、过敏性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余长士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余长士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业。

大跃进下的“科学试验”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将“鸡血疗法”进行动物实验，并取得数据；之后起草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生局，报告中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余人进行过治疗，其中17人主动要求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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