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当农村“四清运动”向城市“四清运动”转移的节骨眼上，一肚子怨气的余长士开始爆发。他在5月写的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中诉说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从静安区(余家住江宁路)跑到五角场为病家注血，写材料，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粮食不够吃，勉强支持供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当此，党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要求党和政府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同年12月，又给新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写信，要求组织上尽快成立鸡血研究会，并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教研组，并投入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也是要求获得支持，对“鸡血疗法”的地位予以呼吁。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为了答复中央对此事的过问，特起草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慎重起见，事先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禁令。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为此，余长士极为恼怒，他在此后的自述中诘问：“……仅以治疗妇科月经量过多的疗效，已达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鸡血疗法的药理是有根据的，明代医学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中就有记载，它是得到过广大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先进人士一致公认的。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就在卫生部发布《通知》的同时，余长士已不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且“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10月，余长士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最近党中央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现在的一些医生，只会在图书馆里查资料，老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科学技术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吗?很多人以尊重‘科学依据’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要知道，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我队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余长士还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仍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倒非多余。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人们对“鸡血”的“文革”记忆

2009年初，笔者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油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联司造反总部”(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组织翻印并分发的：小册子里提到，196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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