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于康生批示的压力，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1967年卫生部的造反派还成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并于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 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热造反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于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经在江西插队快两年了，终于获得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他家住长宁区与上海县(后划为闵行区)交界处。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成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家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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