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2009年第6期

今年是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诞辰105周年。她40年代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她也遭受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皆源于1933年4月她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了三年多的时间。正是这段“可以说得清但又说不清”的历史,在此后的岁月里,让丁玲承受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不公正对待。在1979年至1984年拨乱反正期间,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却姗姗来迟,其个中原委不外乎没有人能够证明那段历史。其实以家父张国栋的身份和当年经历,是完全可以证明丁玲的清白的,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对家父进行询访查证。尽管他也非常关注丁玲的情况,但以其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家父张国栋,1905年生,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1932年由调查科秘密扩编而成)情报科副科长(负实际责任),此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一步步上升为中统局(由特工总部扩编而成)的第四、五号人物。在丁玲被囚禁的1933年至1936年间,父亲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与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科长顾建中、队长季源溥、南京区长王思诚等人不论于公于私都始终有着较深的交情。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家父记忆力惊人,1975年特赦时,对于50多年前的100多个大学同学,包括姓名、籍贯、职务以及分配去向等,仍能清晰回忆并写出。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家父常常将丁玲在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以及自己对丁玲的仰慕及感慨,不厌其烦地向我娓娓道来。

丁玲被捕前后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早年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个性人生,为逃“娃娃亲”,17岁的丁玲与另一女伴奔赴上海,20岁时在北平结识了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青年编辑胡也频,双双堕入爱河,后经潘汉年的指引,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丁玲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许多令读者难以忘怀的著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说出了那个时代女青年迫切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心声,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也给家父留下深刻印象。

1931年调查科上海区部逮捕并杀害了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以及柔石等一批文化界的共产党人,一时间整个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众多文化界人士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鲁迅也遭到通缉。丁玲却于此时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文革期间,有文章批判丁玲,说丁玲是投机革命,请问有在革命低潮时期冒着随时掉脑袋的危险去投机革命的吗?丁玲主编的《北斗》就像一面唤醒民众的旗帜,鲜艳夺目,让国民党当局恨得要死,因此逮捕丁玲早已排上中统特务的工作日程。

具体抓捕丁玲的线索从何而来?徐恩曾说是抓捕其他共产党文化人时顺带抓着的,这肯定不是事实,最大的可能就是特务多次秘密跟踪、尾随的结果,中统特务这一手很厉害,许多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遭密捕的。1933年5月14日中午,特工总部上海区长马绍武(化名)带领特务一行数人乘坐4223号汽车直奔丁玲暂住地昆山花园路7号四楼。一进门发现房间里除了一位女士,还有一个人,马绍武异常兴奋,认为又抓到“大鱼”了,但马不认识他们,就厉声喝道:“他们是罪犯,将他们抓起来。”几名特务立即上前将他们架住,经叛徒指认,一人是丁玲,另一人是中共上海市文委书记潘梓年。马绍武指令立即将他们押走,并留下几个特务留守再捕来客(这是中统特务惯用的招数),汽车在楼下不远处等着,丁玲和潘梓年一会儿就被特务们押走了。

再说留守的三个特务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敲门,就在特务开门的一瞬间,特务伸手一拽,那人一个趔趄,被拽入屋内,特务们立即对其搜身,以查明身份。然而那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出其不意,突然挥拳向其中一个特务打去,非常勇敢地与三个特务搏斗起来,但一个回合后便渐渐不支,眼看就要被特务打倒,只见那人拼死一跃,从四楼窗口飞身而出,不想中途被一利物划破肚皮,右前额着地,脑袋裂开,肠流满地,其状惨不忍睹。这位英雄即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应修人。

这时,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三个特务中化名为李菊村的叛徒,可能受应修人英勇壮烈之举的感染,也可能是连日来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此混乱之际,突然挥拳击倒另一特务,飞身逃离现场,一会儿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李菊村这一突然举动打乱了中统特务的部署,也改变了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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