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原则性非常强。囚禁之初,从不与看守、特务说话,看守、特务与她说话时,丁玲就像没听见,根本不予理会。有叛徒来说降时,丁玲更是横眉冷对,怒目而视,只要叛徒一张嘴,她就以“叛徒,特务,你不配与我说话,滚!还不快滚!”等话将叛徒轰走,叛徒一般脸皮都很厚,赖着不肯走,丁玲就以“这里怎么多了一条癞皮狗”,“怎么这么臭!哪来的癞皮狗放屁”等言语讽之。凡劝过降的叛徒、特务没有一个不说丁玲是最难缠的,其铮铮铁骨,日月可昭!

丁玲被囚禁于中统特务宿舍后,对看守、特务以及冯达的态度逐渐有了一些改变,对人也客气了,有时还主动与之说话,叙谈的都是一些生活方面的话题,如天气、吃饭之类。有的特务坏得很,专挑敏感话题,如某某被抓来了、某某人自首了等等,丁玲这时就会双眉紧锁,显出愤怒神色,或扭转身去,或在其谈兴正浓时冷不丁问一句“你带伞了吗?”或是“你的气色很难看,莫不是病了吧?”突然打断对方,使对方完全没有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致,直到将特务气跑为止。半个世纪后家父回忆起这些细节时,常常感慨丁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斗争策略,既坚持不暴露党的机密这一大原则,又让特务错误地感觉到丁玲确实在改变,是个可以感化的人。丁玲以“革命的灵活性”争取到了一些自由,而这些自由又为她寻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提供了便利。丁玲住到苜蓿园之后,多了些自由,与特务、叛徒的关系也“融洽”了。为了迷惑住特务最重要的眼线,丁玲与冯达“重归于好”,还生了个女儿。为了“逃跑”大计,在特务的安排下,丁玲接来了母亲、儿子(与胡也频生的),给特务留下“丁玲要安生过日子”的错觉。徐恩曾带着丁玲去春游秋游,表面上是轻松的游玩,实际是在考察丁玲,窥探其真实思想;丁玲陪伴在侧,则没有选择也不容选择,如果硬抗,只能回到之前的严密囚禁状态,那么原先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成功的“隐藏”和“伪装”让丁玲的心每天都在滴血,但她已经没有选择,只有继续迷惑和麻痹特务,才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丁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1936年夏,丁玲以冯达病重,侍候日久心情烦躁为由,试探性地向徐恩曾提出要去北平散散心,结果得到批准。这是丁玲迷惑特务的最后一步棋,因为此时丁玲已经与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了,不过她遵守诺言准时归来,给特务们造成一个“要跑早跑了”的假象。丁玲回来不久,又以患病需要就医为由,申请前往上海,徐恩曾批准了。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丁玲终于逃出魔掌,抛子别母的痛苦背后又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

对于丁玲逃出魔掌后来到陕北前的这段情形,《潘汉年》一书是这样记述的: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丁玲与另一位地下党同志改名换姓,经过重重关卡终于到达西安。在西安,潘汉年希望她到巴黎去,在坚定的“不”字后面,潘汉年体察到了一颗拳拳之心。是呀,她刚从国民党特务的囚禁中出来,是多么渴望到自己最亲的人那里去,到母亲的怀抱里去,党就是她的母亲,陕北就是她的家。只有投入到母亲的怀里,才可以慰藉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何况已经来到了西安,来到了家门口,她不想再上别的什么地方,只想到陕北去……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丁玲冤案

在保安(今志丹县)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在欢迎会上获毛泽东赠送的《临江仙》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足见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对她是多么器重。刚刚回到组织怀抱的丁玲以极大热忱投入到《解放日报》文艺主编的工作中,却无端遭到这样那样的责难。《三八节有感》写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人不该说投奔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没有我们,你们哪能上延安吃小米”,可人家是舍弃了安逸和白米饭来投奔革命的呀!《莎菲女士的日记》又有什么错呢?几十年后不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上映,引起很大共鸣吗?她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本是一篇无可非议的文章,谁知以后竟被中统特务歪曲利用,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懂”与无奈。“抢救运动”中,丁玲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判。

建国后的1955年和1957年,她又先后被诬为“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再遭批判,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进行长达8年的所谓“思想改造”。文革开始后,对丁玲的迫害开始升级,她不仅遭到逮捕,还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67年,家父在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改造,管理所与秦城监狱紧邻,前者地势略高,加之住的是楼房,可以清晰看见秦城监狱后面的一排单身牢房。其中最边上的一间,每天早中晚三餐都有军人送来饭菜,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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