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的囚禁

对于李菊村的逃脱,中统特务始料未及。为了防止因抓捕丁玲而带来的麻烦,中统特务不得已连夜将丁玲押送南京,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

李菊村离开特务视线以后,立即投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中统特务抓捕丁玲及潘梓年的时间、地点及前后经过一一和盘托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进步团体,旨在反对国民党迫害,营救和帮助被逮捕的革命者。丁玲是著名女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行动,联合外国友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组织营救。上海租界当局由此得知中统特务在租界范围内抓捕丁玲的经过,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抗议国民党破坏“治外法权”,侵犯租界国的主权。这下事情闹大了,中统特务和国民党当局坚决不承认抓捕丁玲和潘梓年的事,最后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租界当局联合夹击下,仅承认在中国管辖的闸北区抓捕了潘梓年一人,对于抓捕丁玲就是死活不认账,所以中统特务对丁玲是不能杀(因其影响太大),不能关(指正式监狱,否则就是不打自招),也不能放,唯一的办法只有秘密囚禁了。在抗议和营救丁玲的过程中,奔走最力的要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总干事杨杏佛,这下激怒了蒋介石,为了恫吓宋庆龄,由蒋发出密令,一个月后杨杏佛被军统特务暗杀。

丁玲被押解南京,先住在一家大饭店,由众多特务看押,与冯达同住,完全没有自由。后怕走漏消息,转至一小饭店,由两个特务日夜看管,也是没有一点自由的。又过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风声过去了,为便于看管和节省经费,中统特务将丁玲转至特工总部宿舍继续囚禁。那些年月,特工总部的中层人员经常聚在一起,因怕泄密,一般都是轮流做东,有一次家父去城南登隆巷某大宅院顾建中家(顾家就住在这座大宅院的最后一进)时,亲眼看见丁玲、冯达及看守住在前面一进,再前的几进还有其他中统特务及家属居住。那时特工总部有多处宿舍,丁玲还被辗转至明瓦廊、螺丝转弯等处关押,每到一处都有一个中统大特务主管看着,依然是没有一点自由的。直到迁往中山门外的苜蓿园以后,丁玲才有了一点自由,当然这点自由也是在其巧妙周旋之下才得到的。

造谣和诬蔑

三年多的囚禁,给丁玲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几乎与世隔绝,能够接触的不是看守就是叛徒、特务,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劝降和“洗脑”。要么在夜晚将其带往阴森恐怖的黑暗房间,要么在深夜将其从热被窝里拖出押至刑场,无休无止的恐吓、哄骗甚至令人尴尬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另外明知冯达已经自首、叛变,还要与其同居一室,以夫妻相处,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对于这一切丁玲只能独自承受。更有甚者,特务们放出比杀人还要恶毒的谣言来中伤、诬蔑丁玲。特务曾数次将国民党特务编造的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所谓“社会新闻”放在丁玲房间,说丁玲已经放弃共产主义,背叛共产党,早已“自首”、“叛变”,还编造丁玲与大特务马绍武已经同居的消息,称马绍武被杀是丁玲的另一个相好与其争风吃醋的结果,诬蔑丁玲是如何的不堪,是如何的风流下贱等等,不一而足。其编造者就是以臭名昭著的叛党分子、大特务丁默村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丁玲为此曾痛苦地自杀过,是冯达救了她,冯达有看守丁玲的责任,如果丁玲死了,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徐恩曾曾说:“造谣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人身进行直接地攻击,这样既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又能够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涂鸦,即使以后擦干净了,那张白纸也不是原来的那张白纸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在拨乱反正后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丁玲都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是不是这个谣言在作祟呢?据了解,囚禁期间丁玲在叛徒当面指认的情况下,也仅承认自己是一名“左联”战士,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来就没有承认”,哪来的“自首”?没有自首,哪来日后的“叛徒”、“特务”一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丁玲真的自首了,叛变了,以三年多的时间和著名作家级的水平能写不出几篇小说和文章?如果真的写出来了,特务一定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告诉别人:“丁玲不是好好的吗?我们根本没抓她,她的大作已经出来了。”但事实上丁玲从没给中统特务这样一个机会,她一篇文章也没写,甚至连国民党主管文化的大员张道藩费尽心机,让丁玲修改一下剧本都没有成功。中统特务之所以没有杀丁玲,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不值,他们怕的不是社会舆论,不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而是怕租界里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到侵犯,从而引起外交风波,对国民党当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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