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史料却又可以引出一些奇怪之事：关于这场失利，《元史·世祖本纪》中仅有寥寥几个字，言大军为“风涛所激”，“十存一二”；《元史·列传》则从两个角度讲述了战争全过程。“丧全师”后回国的范文虎、忻都等人向忽必烈汇报：“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遣还乡里。”而被俘后逃回国内的士兵则哭诉：“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十万之众，得还三人耳”。

既然蒙古舰队遭受了超级台风的袭击，士卒死伤无数，为什么主帅能够在一片混乱之中安然度过灾难？当时的中国，造船术精湛，能够建造出超过八十米长的大型远洋船只，水密舱可以有效降低船只在台风中沉没的几率，木头和石块制造的锚重量超过一吨，但它们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带着这些疑问，林田宪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一个桅杆支座引起了林田宪三的注意：作为承受桅杆重量及由风帆传过来力量的基础，桅杆支座是船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而在伊万里湾海床上发现的桅杆支座显然质量不合格，它们并不能与桅杆紧密结合。这会导致桅杆在风中摇晃，进而扭曲变形，使得船只不能保持稳定。同时，木料上还存在着5-6个钉孔密集地挤在同一个部位的情况，表明这些木头是被重复使用过的。

木锚同样也存在问题。通常情况下，镶嵌石头的豁口必须精密开凿以使石头与木锚紧密结合，每个开口只能放一块石头以保证稳定；而在鹰岛找到的木锚上用了两块较小的石头拼凑。与那些精打细凿的锚相比，这种锚的制造过程虽然快捷，但牺牲了坚固。另外，那些从伊万里湾海底打捞起来瓦罐也做工粗糙，似乎也是生产于匆忙之中。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让十万人客死他乡的真正凶手，更可怕的事实还在伊万里湾的海底。2005年，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再次组织了伊万里湾调查。这一次，林田宪三找到了一块刻有汉字的漆片，从残片上能够辨认出“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的字样。

“殿司”是宋朝官署“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南宋末期的殿司管辖了国家水军的主力，范文虎正是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身份带领南宋残余的水师投降蒙古人的。林田找到的这块漆片表明忽必烈大汗的舰队中有南宋投降过来的舰船，而这些船大部分都是河船，相较于远洋船只，河船平底且没有龙骨，吃水较浅，不能够抵御大的风浪，并不是能够跨海作战的远洋舰队。林田宪三重新检视了打捞上来的数千块舰船残骸，结果表明它们没有一块属于有龙骨的远洋船只。

再回头考之于史料，或许可以得到解释：当忽必烈在1279年下令泉州等地建造战船备战后，他仍然希望日本能够和平地臣服于自己，而不至于再度劳师动众，因此准许范文虎在八月再次派人跟随日本僧侣去日本，“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

然而，1280年2月，日本处死国使杜世忠等人的消息就传回国内，断绝了忽必烈想让日本和平臣服的念头；8月，战争机器就开始加速运转起来，帝国各地的粮草开始向东南汇聚，沿海港口船坞的灯火彻夜通明。

准备一支庞大的舰队显然需要时间，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忽必烈就等不及了。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等到大都商议征讨日本，江南军的准备也加快了步伐。

然而，当忽必烈在1279年发出建造军舰的敕令逾两年时，福建省左丞蒲寿庚向大汗报告说：“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由此可见，要在一年时间内组建一支三千五百艘军舰的庞大舰队，实在是好高骛远。于是，在忽必烈大汗的再三催促下，船坞里的材料在匆忙中准备、严格的工序被精简；范文虎四处召集张世杰的旧部从军，并“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终于拼凑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只不过这些舰船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龙骨、无法抵抗风浪的内陆河船而已。

林田宪三终于解开了忽必烈大汗的舰队覆灭的谜底：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从入海那一刻起就是脆弱的，它的命运早已在江南的造船厂里被注定，台风只不过施加了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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