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 2009年第12期

当一伙手中挥舞着步枪、砍刀、棍棒和左轮手枪的匪徒涌进房来时，我想完了!我的同事丁斯莫尔从帆布床上滑了下来，他的蚊帐正巧落在他的头上，帐子团住他的双肩。这使他得以从枕下抽出小左轮手枪。但他没有机会用上它。最接近他的一个土匪在近距离开了火，而另一个用左轮枪指着我的土匪也扣动了扳机。我感到一阵刺痛，显然一颗子弹擦过了我的头顶，鲜血开始流到脸上。我还惊恐地看到丁斯莫尔白汗衫的右边出现了一摊殷红的血迹。

随后咆哮着的土匪们抓住了我们，把我们的手扭到后背，用粗棕绳紧紧捆住。绳子嵌入我们的肉里，皮肤也给磨破了。长长的绳子把我们从前到后捆了个结结实实，仅留下一截供牵拉之用。丁斯莫尔坐在床边，他的脸色显示出正经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鲜血不停地喷涌着。当他无法站起来时，土匪们用竹棍猛戳他，雨点般地击打他的头部和双肩，

因为我也被五花大绑着，故而没能挺身相助。事实上我脸上的流血也使我视线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头紧贴在枕头上，想藉此把脸上的血迹拭去。就在我的脸刚要触及枕头时，一个土匪猛击了一下我的头部。

等我神志清醒时，土匪们正在洗劫房间。他们像好奇的猴子似为检视着每一样东西，把感兴趣的揣进怀里或搁置一边，没有东西能逃过他们的视线。我的衣物被一件件地抖落出来。装有碘酒之类家常药品的瓶子，先是被他们猛力摇晃，继而被举到蜡烛光前，随后拔出软木塞，用鼻子嗅闻。在用舌尖舔过之后，便口吐“呸”声，咳嗽不停。

最后，外面传来了集合令。屋里的土匪们扔下那些大而碍手的赃物，一跃而起。六七个土匪把我们推倒在地，用力把我们拉到了走道里。走道里点着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丁斯莫尔被半推半拉着拖向门口，我则尾随其后。

丁斯莫尔的脸死一般的苍白，我试图靠近他，并发出恐怖的抗议声。然而又是重重的一击，我又被打到了一边。我再没能看到他，直至几星期后我才知道，尽管他也被营救了出来，并被送到沙县的公司办事处，但还是在两三天后死了。

当我和三个中国人被推上路时，天正下着大雨。土匪们快步奔跑着，他们想在天亮前尽可能地远离他们施暴过的地方。我们被捆住腰部的棕绳牵拉着，推推搡搡着前行。我只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白色的帆布短裤。因为光着双脚，我在泥道上脚下不免打滑，踉踉跄跄地奔走着。

随着黎明曙光的初现，我稍稍抖擞起一点精神来，我确信我们的目的地已近在眼前。小径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岩，另一边则笔直地下落5英尺，下面便是粗砺的乱石堆。我小心翼翼地跨过去，当我的脚趾试图踩紧泥地时，牵着我的土匪便急扯我的绳子。我不由自主地向前冲去，重重地摔出了小径。当我滚下乱石堆时，只听见尖锐的爆裂声，立即便感到左手臂一阵剧痛，我意识到我的骨头被摔断了。

这时天已亮了，我看清了其他的“肉票”们，他们紧跟着我们，在小径上挤作一团。“告诉他们，我的手臂摔断了，我自己不能站起来。”我用英语向他们叫喊道。我的洋话惹恼了匪徒们，他们猛烈地推拉我，并收紧我身上的每一处绳子，这使我的伤臂愈加疼痛难忍。最后，我们的人用汉语大声而急促地向土匪申诉我的情景。两个土匪跳下小径来到我身边，把我扯回小径。土匪们检查了我的手臂，当他们发现我近左手腕的一处有骨伤时，不禁咕哝了几声。他们用手指反复地指戳我的伤处，直至确信我的手臂果真骨折了。我觉得疼得快要昏过去了。最后有人递过来一条脏毛巾。我那位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助手李先生把毛巾撕成条状，随后用这些布条竭力固定住我的手臂。而后，队伍又出发了。

已是下午2点左右，我们在路上走了15个小时。在这期间我粒米未进，而仅仅在涉过一条湍急的溪流时，冒着被踢倒和溺水的危险，喝了几口河水。跨过这条溪流后，我们到达一座山村，村里散落着一些泥坯草棚和木屋。我的手被反绑着推进一座空屋中的一间脏兮兮的房间，我们的人也被一个个地推了进来。这房间家徒四壁，仅有两张离地18英寸高、像平台似的中式床铺。我一头倒在其中一张床上的烂草堆里，昏沉沉地入睡了。

后来有一个土匪摇醒了我，将我推坐起来，并把一碗干煮米饭塞到我手里。我用我的那只仅剩的好手抓住碗，可是因为手被绑着，还是难以把碗端到嘴边。那土匪松开了我肘部的绳子，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下咽，这干饭我就是吞不下去。我大口大口地喝下了递给我的一碗水，并比划着想再讨些水。等土匪们自己吃完饭后，一些人聚拢到我们的囚房里来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家伙是这伙人中最老的一个，他显得还有～丝怜悯心，他命令他的手下人找来一些杉树皮和细木条，用这些当作夹板把我受伤的手臂固定起来。李先生在一旁相助。这个老家伙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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