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被绑架之日起直到最后逃脱出来，在这期间天气一直是昏沉沉的，而且我们几乎都是借着暮色赶路，因而我根本不知道去向，甚至忘记了日子。我们最后被囚禁的地方，直到后来方才得知位于三清山的东麓，那儿离我们公司办事处所在地沙县有40多英里的路程。

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有关赎金的事情被提了出来。土匪的军师通知我说需要6万墨西哥鹰洋的赎金，如果不能如数付来，那么我将被处死。他们还要求我立即写信说明这一情况，并声明如果军队为营救我而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只会加速我的丧命。

我拒绝写信，坚持声称我只是公司的一个新雇员。那军师根本不理睬我的解释。他辩解道这件事与我是谁无关，因为赎金并不是由我自己掏钱，而是由富有的公司支付。当我仍拒绝为这样一笔赎金写求救信时，土匪自己写封信送去了。在接着的通信联系中，我共寄出8封信。有些是由土匪授意的，信被翻译成中文并经仔细检查，以免我透露出被绑架地点的信息。被解救后，我看到了土匪们最初寄出的那封信，信是由一个副头目签名的。他自称是“福建自治军第一师一团三营营长”，他居然为自己虚拟了一个军衔，并有一个他为之服务的政府!

在我被关押了漫长而沉闷日子的那间坏棚屋里，最初16个人左右住着就已经不宽敞了，但后来却被塞进了总共29人。很快我浑身爬满了虫子，就像那些绑架我的、从不洗澡的土匪一样。我走不了几步路，因为身上的绳索牵制了我。我最大的苦恼就是蚊子了，我的脸和手臂由于被叮咬而不断发热。这间囚房还充满着暗红色的大蜈蚣，看着这些可憎的怪物在我头顶的梁柱上掠过，我时时陷入神志恍惚之中，常幻觉蜈蚣已爬满全身，并正向我的嘴和眼睛爬来。

在我们被关在囚屋里的时候，匪徒们显得有些心神不安。他们三五成群地窃窃低语，看起来他们很怕什么。从我的中国同伴那里我探听到，抓我的土匪很担心势力更强的匪帮会试图把我从他 们手中抢走，去充当他们的“洋票”，或是把我交还给我的朋友。在我这次出巡之前，我得悉我的公司每年付给闽江流域的土匪许多银两，这些土匪已答应他们，不但不找我们的麻烦，而且还要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地方土匪的骚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这么一条规矩，不同帮派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己的猎物是决不许其他匪帮插足染指的。

脱险之后我才得知，绑架我和我的中国助手的土匪是来自远方的匪帮，他们冲着我和可怜的丁斯莫尔而来。通过他们在沙县的密探，他们了解到我们的这次巡视活动，他们还坚信我是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他们故意等我们在闽江流域单独转悠了很长时间，直到让我们在森林里感到自在安全时，才发动袭击。他们害怕来自闽江匪帮的探子为我们指路，但似乎并不十分担忧中国官军会来解救我们。

在宿营地里我们的食物主要是大米，作为新花样，我们还曾吃过煮得很嫩的竹笋，只是并没加什么调味品。每每只要有匪徒光顾山谷里的稻田，他们便总会带回来肥肥的，如小鸭子般的青蛙权充荤菜。一天匪徒们带回许多新鲜猪肉，这些猪肉可能是从农舍里抢劫来的。当看见这些鲜肉时，我口水直淌，我看着他们把这些肉叉在宿营地厨子事先搭好的铁又上烧烤，不禁准备着美餐一顿。可令我失望的是，热气腾腾的烤肉被小心翼翼地抬走了。那晚睡觉时我还在回味那烤肉的香味，梦想着乳猪和苹果酱。

第二天在棚屋的一头，土匪们把红布盖在枝条上，搭起了一座祭坛，并在祭坛前的一块板上庄重地放好烤肉。我被允许在旁观看，但不得趋前。我如饥似渴地观望着，不胜羡慕那金黄色的烤肉，以及流溢到桌上的香油。在此之前我从未像渴望这块可望不可及的美食那样渴求过任何食物。

翻译朱先生总是与我形影不离，以防土匪向我发号施令或对我提问。当我们的看守者稍稍移神别处时，他抓了一块祭品，并把它压在衣服的下面。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他慢慢地挪到我们睡觉的草堆旁，把那块肉塞进了草堆里。那晚，我们默默地、喜滋滋地享用了那块烤肉。不再是饥肠辘辘，我迷迷糊糊地马上就入睡了，这在我被绑票后还是第一次，破晓时分当我们醒来后，那块烤肉不知又被谁咬去了三分之二，残肉余骨散落一地。

我曾反复目睹绑架我的匪徒们的残忍无度，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同伙也显得异常的麻木不仁。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是那样的笃信宗教，时常从各自行李中取出一尊小神像来膜拜，又是焚香、又是磕头。这些活动的领头人往往是匪徒中最年长的那位，他会严厉谴责本帮内某些年轻匪徒的无礼企图。

这位年长者虽不是头目，但却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对其他人有巨大的影响力，晚上他有时会讲故事，其他人围聚在他身边，他的故事里尽是些美丽无比的美女、勇敢的英雄、口吐火焰的长龙和丑陋的妖怪。

匪帮头目不时地来探视我们。会谈前匪首会把我传唤去，提到的大量问题是关于我们公司何时会把我的赎金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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