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给我的第一封复信中声明不会来营救我。土匪们半信半疑。在稍后收到的另一封信中，我被告知不久就将作出一个决定。这时土匪们提出了他们的最低条件。他们同意接受1，5万鹰洋，以代替最初提出的6万鹰洋的要求来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我也不再被捆绑着双手，并且被允许有少许的自由，但仍被警告说不得走出他们的视线。

在以后的日子里，土匪与我的关系变得友好些了。晚到的那封信中提到有关赎金问题的信息因一个中间人的到来而得到证实。据他称，他是被挑选来做最后安排的中间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他拿出价值200元的硬币，将它们撒在棚屋前的泥地上。土匪们大声喝采。由于这点钱是被允诺支付的1.5万的前奏曲，我和土匪们一样，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当人们还在为硬币兴奋不已时，那位只能勉强讲点英语的中间人向我解释说，他被派来是为了证实我是否真的还活着。而今他已看到了我，并与我作了交谈，因此他可以回去向人们担保我的赎金不会白白地扔在死尸上了。

在清点和分摊散落在地上的硬币之前，土匪们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开始“开销”起日后才能到手的大把大把的钱财。土匪们纷纷委托中间人采购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并告诉他购物的钱可以从尚未到手的总数中扣除。第一批“定购”的东西只是一些红棉布，这些红布将在我们被抬下山交还给付赎金者时用以裹扎抬我们的轿子。看守我的匪徒也都量好了自己的衣服尺寸，准备购置新衣，中间人仔细地开列了一张清单，上面记上了身长、胸围和选好的衣服颜色。当匪徒们在讨论要通过中间人定购雨伞时，匪首表示反对，对此匪徒群中发生了小小的抱怨声。匪首声称他们是山林之师，而不是什么农民或乡间小贩，他们会因受累于像雨伞那样的婆娘家东西而被人耻笑。

这个匪首有点言行不一，因为我不止一次看见他炫耀过一把雨伞。我们遭绑架的那天晚上，土匪们就抢走了许多小物件，而后我曾多次注意到一些土匪头上像扎头巾似的扎着同样的领带。直接指挥匪徒的二头目把我的手表、表链和我的治安官的徽章抢到了手，他把我的治安官徽章系挂在他的茄克衫上。

在中间人离开之前，他所做的最后一项承诺便是再次保证不派军队来营救我。土匪们不想遇到军队，我也不想看到军队插手，因为抓我的土匪声言，一旦出现我会被营救出去的可能性，我将马上被处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再缺少令人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土匪们笨拙地讨好我和我的中国助手们。一天，匪首小心翼翼地拿来一只包裹，他通过朱先生问我包里物品的情况。当我带着惊喜的目光盯着丁斯莫尔的折叠式打字机时，朱先生对我说，土匪们一直在摆弄这架打字机，他们想留下它，但又有些害怕，因为他们以为那是一挺机枪。我从未使用过打字机，因而无法示范。

另外一件令土匪们好奇的物品是丁斯莫尔的安全剃刀。他们已多次拆开过这把剃刀，而且手指被锋利的刀刃割开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块刀片需要一只如此精美的外罩。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外罩和手柄只能使刀片失去利口。我尽力解释说我从前一直使用的是老式剃刀，由于缺少热水和肥皂来泡软我的长胡子，而且我只有一只手能活动，所以我只能做做刮胡子的动作。然而我还是用剃刀沿着匪首的前臂刮下了一些汗毛。随后一场大规模的剃毛活动开始了。虽然个别土匪的脸上只有少许汗毛，但每一个人都排队等候刮刮他们的下巴和脸颊。有些人像是在经受刀刃上花式槽口的考验似的，尽管那器具上冠有“安全”字样。这把剃刀最后落到了厨子手里。最后一次，我曾看见他正用这把剃刀忙着刮鱼鳞呢。

在等待赎金的日子里，匪首和他的手下人与我讨论这笔财产的最佳使用法，他们决定用1万元购置武器和弹药，然后把余下的钱财按每个人的头衔和服役期分配下去、添置武器的钱将由可靠的使者转送到闽南，那儿有一些显然是最可恶的白人，他们会将长枪、左轮手枪和弹药卖给这些土匪，压首自豪地告诉我，等大量武器到手后，他们将召募更多的新兵，并专门从事绑架洋人他们已经确信，中国的“肉票”付不出高额赎金。

匪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的设想变得越来越宏伟：有了更多的武器，他和他的同伴们就能去绑架更多的洋人，洋人变成金钱，而后就能购买更多的武器：如此这般卣到他们壮大成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最终这支军队将成为福建省的主要势力，它能制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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