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如果政府军军官提供了实情，我们马上放人，而共产党人被捕，提供了情报之后，立刻枪决或活埋，除非他还有用。

“这些情况从政府军少校入狱第一天就告诉他了，只要他讲了，马上出狱，还给路费。不讲的话枪决。

“可是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愕然。

“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气得要命。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他说他即使提供了军情、治好腿，也不能回到村里去，还是把他枪决吧。作为军人，他的心情其实我都理解。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据我所知，我们监狱在北平地区是很文明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都是重要犯人。别的监狱可不得了了。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道路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北平延庆县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800多名劳工修路，只干了5天，因为流行传染病，所以把那些劳工统统推入大坑中用火烧死……

“位于北平前门外东珠市口的城南宪兵队介绍，他们抓住抗日分子后把他们手脚捆住，头朝下将人放入池中，这样拷问叫‘临死寸前’。”

山下老鬼子还在回忆着什么，可我完全听不进去了。悲愤塞满了我的胸膛。难道我们中国人是任你们骂、任你们打、拉出去就枪毙的牛马吗？

他说：“年轻人，你脸色不好我都看见了。我知道你听我回忆情绪会不好的，但这都是过去了，不是很遥远了吗？谁又能改变这些真实的历史呢？”他看着窗外的阳光和摇曳的绿色植物，慢慢地说。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让我讲过去，问了我几次，我还能讲出什么来呢……有些事由于太残酷，我记忆犹新。我本决定不和你这个中国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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