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文坛总动员”

从军记者在日本的历史相当悠久。明治七年（1874）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岸田吟香曾经以承包运输业务的大仓组二掌柜的身份，成为第一位从军记者。在照相机尚未发达，要靠从军画家以速写方式传达战况。后来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日本的从军记者中有报纸、通讯、出版、电台记者，有照片与电影的拍摄记者，还有画日本画、西洋画和漫画的画家。

进入现代，日本战争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战争的核心是武力战，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尤其以宣传战的影响为大。因此昭和十二年（1937）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置了军报道部，在军报道部的组织下，日本各报纸和新闻社派遣了空前阵容的随军记者进入中国战场。当时，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成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阶级章，享受高等官待遇的人还与军官一样佩戴军刀。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也积极投身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则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当时，形成了以火野苇平、栋田博、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作家为代表的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炮制作品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到战争末期，补给线被盟军切断后，日本前线的从军记者、作家们都与军队命运与共。战后成为日本内阁文化厅长官的从军作家今日出海，也曾在菲律宾山中彷徨过，直到走进了盟军的战俘营。

曾经前往战地的陆、海军报道班员总数至今不明，依据全日本新闻联盟编的《从军记者》一书的统计，仅阵亡、失踪人员即超过250人。

两个典型的作家

在日军的从军作家中，有两个人的名气很大，他们都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他们是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获得日本文学“芥川奖”的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

1937年12月，33岁的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特派员”随日军来华，跟随日军第十六师团行动，先后到过石家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翌年回国后立即开始写作《活着的士兵》。作品完成后，被登载在《中央公论》上，为了能躲避官方严格的出版检查，出版时排出了许多空白。危险性大的地方做了大量删节和修改。即便如此，作品仍然被认定“写了皇军士兵杀戮非战斗人员、掠夺、军纪涣散的反军内容，扰乱社会秩序”而禁止发行；《中央公论》杂志也被停刊。石川达三被以“捏造事实，扰乱治安”、“违反报纸法”的罪名起诉，法院对其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

从体裁上说，《活着的士兵》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或报告文学。作者跟随行动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是作品中的描写对象。因上海战局不利，十六师团被从华北抽调到华中，于1937年11月从白茆口强行登陆，先后攻陷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在南京之战中，攻陷了南京的屏障紫金山。在南京大屠杀中，这个担任南京“卫戍”任务的部队与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齐名，是作恶多端的凶残兽军。身为中将的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个人在南京劫掠的财物就装了数十只大木箱。

客观地说，石川达三的小说带有作家的独立意识，其中的反战思想还谈不上自觉。书中有关日军杀人、放火、抢劫暴行的描述，也与日军实际所作所为距离甚远。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也没有一点存在空间，它被人们所推崇是在战争结束以后。

火野苇平则是战时日本主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以《粪尿谈》获得1937年下半年“芥川奖”时，还是一名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他因此被军部调到报道班，身兼士兵与作家身份的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之战；创作了《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当时发行上百万册。火野苇平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从两个实力相当的作家迥异的命运中，可知日本军国主义需要怎样的“文人”和“文学”。

沾满鲜血的“写真”

在当时日本的报纸和编辑出版的战线写真集上，拍发“沾满鲜血的战地记事”才被视为是第一流的。

在侵华日军中，有几个从军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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