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而大受表彰。当时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都没有如今的长焦镜头，要拍到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场面，记者们就要尽可能冲在第一线，有些亡命的记者居然在十米距离内拍摄到了肉搏战的镜头。如《读卖新闻》随军记者藤泽就在上海马桥宅战斗中，拍到了一个冲上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军曹用战刀砍死一名中国士兵的血腥镜头，在冬日的寒冷空气里，死者身上喷溅的热血形成的雾气清晰可见。

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在攻打南京光华门时，第一波冲到城墙下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部被中国守军歼灭，只有跟随在士兵中的《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比由国雄还活着。当时随军记者穿的是与日本军服有些差异的土黄色制服。当第二波日军冲上来的时候，比由国雄站起来挥手。一个日本兵断定他是中国兵，上前一刺刀扎进他的胸膛。事后陆军报道部将此事件说成是“遭到敌人袭击而战死的”。

《读卖新闻》社1938年5月编辑出版的《特派员决死摄影——支那事变写真帖》前言中说：尽忠的皇军推崇“一死报国”，《读卖新闻》记者崇尚“一死报道”。

战时新闻审查制度

由于战争早期日军拥有制空权，所以随军记者经常搭乘日军战机在战场上空观战。日军有一种九七式双座单引擎飞机，可以超低空用机枪扫射和投弹，与地面部队“直接协作”，因此称“直协机”。日军记者经常带着照相机爬上后座取代投弹手的位置。

在战事激烈的时候，日军报道部每天都编印一种油印的前线报纸《通信简》，刊登战况和同盟通讯社的电报新闻。随军记者们经常搭乘运输机把这些小报空投给前线的地面部队，有时甚至把在空中侦察到的中国军队情况写个纸条塞进通信筒，按照地面用红、白布铺设的标记投给日军。

日军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七七事变”前，从军记者拍摄照片的审查任务由内务省警保局图书科承担；事变后，改由陆军省、海军省、情报局共同承担，目的是掩盖侵略野心和罪行，迷惑民众，混淆视听，欺骗舆论，防止泄露军事秘密。根据当时制定的《报纸登载事项许可与否的判定要领》，共有14类照片不允许刊载的规定，例如：飞机场及关于飞行事故的报道图片，旅团长（少将）以上官员的图片，拥有军旗的部队及关于军旗的报道图片，多数军官集中的图片，拥有司令部、本部名称的报道图片，部队的移动、换防、通过、进入等可能暴露战略意图的报道图片，水陆两用坦克的名称及相关图片，等等。

以日本每日新闻社为例，从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寄到国内，全部进行编号，并把冲洗出来的照片贴在相册上，同时必须加洗四张作为审查之用，另外寄给东京、大阪、西部、中部的分局各一张，所以每张照片都要加洗八张。审核用的四张中，三张分别给陆军省、海军省和情报局，另外一张在获准后退回，退回的一张必须保存下来。获准发表的照片上盖有“检阅济”的字样，未获准的照片上盖有“不许可”的字样。

战争结束后，这些照片集已达150册，连同底片装入宽40厘米、高60厘米的木箱中。1944年后，日本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摄影部安田清一等人就将这些照片装于背包中，藏至别处，以免在战火中被烧毁。日本战败后，军部下令“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但每日新闻社大阪总部却违抗命令，将所有的照片保存了下来。这是日本新闻社中惟一保存下来的一套战时图片史料。1998年，每日新闻社将其编辑成两册《“不许可”写真集》，出版公诸于世。

横行无忌的假新闻

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日军的战线报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类似“胜利！胜利！”之类的报道不必通过检查；新闻稿中连“士兵”二字都不准使用，表现“士兵”要写“勇士”；一旦写到日军后方遭袭吃了败仗，就会惹来麻烦。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第十、第五师团遭遇到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大败仗，据日方的内部记录，死伤达1.2万人，而日本国内的报纸却还在大肆宣传徐州会战的胜利，以让国民陶醉在大胜利中。

攻占汉口是当时日本国内格外关注的战事，然而《读卖新闻》在九江的“读卖六号”民用飞机被军方禁止飞入武汉空中观战，前线的无线电报又因机器故障而中断了。“这种时候不能袖手旁观汉口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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