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重庆市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历经40年风雨，承载着一段特定历史的红卫兵墓园去年12月15日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新闻网1月19日报道 “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

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

“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矢车菊。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46.5%。

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学者王康曾目睹一次“复仇”，上世纪70年代，重庆一中某校长“爆破”了一处红卫兵墓

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

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据了解，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后来，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至于墓地当时埋了多少人、何时被铲掉的，现在已无法考证。

在“文革”武斗的历史结束后，红卫兵墓因它记载的历史，而成为人们心里的敏感区域。

重庆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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