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说，文物并非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一些年头及与什么事情有关，就能成为文物，它还需要见证者提供相关史料进行支撑。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为了让家属提供相应帮助，公园管理方想过很多办法，李中华甚至以家属的立场写了很多文章，他们才慢慢吐露情况。“你仅仅说‘这是历史，我们应当承担责任，我们要保存历史’，他们听不进去。”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没有搜到。

钱立全说，工作组的目标是争取把每个死者的生平都调查清楚。他认为目前资料搜集已进入非常困难时期，并且越往后越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去世了。

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

直到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提出，要对“文革”期间代表性建筑物保护，墓园的申报才得以公开

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一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论证会专家无一异议

专家吴涛认为，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钱立全回忆，重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

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

吴涛介绍，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大多经历过“文革”。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会则在10月。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

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会上还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打，正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2009年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