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全面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新时期，中国与印度的书刊交流呈现了与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图书期刊艺术品的展览、展销活动大幅增加，并成为拓展印度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网的主要手段。比如继1980年第一次书展之后，1982年国际书店又派员参加第5届新德里国际书展，这次展出的图书、期刊更多、更全，获得了印度主办方颁发的外国展台一等奖。

国际书店在此次展出的中国科普读物，尤其是一些教科书受到印度读者的欢迎。印度政府把中国历史作为高等学校的选修课，一些英文版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印度人民的喜爱。与第一个十年有些相同的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的书刊得到印度知识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十分吃惊。同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印出版界交往更加频繁。比如1990年8月，国图公司邀请印度新德里、马德拉斯两家印度共产党所属书店经理皮莱、摩尔瑅来访；1992年2月1日至9日，国图公司派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10届世界图书博览会；1994年2月又参加新德里举办的第11届世界图书博览会。1995年4月17日，国图公司邀请老同业印度潮流书店经理阿坎丹夫妇应邀来访，就在印度继续扩大期刊征订、转发和推动整个图书发行问题会谈；1999年11月，印度UBS出版物发行公司经理Amrit　Sharma来访，该公司是国图公司新时期在印度的主要发行代理商，也是中国藏文图书的主要客户。到了2002年，国图公司与印度往来达到5次，如2月份，国图公司专门派出财务部、业务部等人员共同到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考察，催收以往旧款，并同时寻找新渠道、新的代理商；11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大藏经》供货问题会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印度期刊、学术图书在中国发行等问题访问国图公司。

总结中印两国书刊出版发行交往的历史可以发现，在1978年之前，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78年后至今天，书刊交流互动逐步深化，开始由前三十年单纯的实物输出到尝试图书出版合作、以进带出等方面的探索，文化交往中的政治影响日渐变小，经济因素逐渐增大。

不可忽视的是，中印之间的书刊交流，数量比之1950至1960年的十年少很多，同时相比中国书刊在欧美地区的输出数量、交往频次以及在资本层面上的股权收购、合资合作的力度，也显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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