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1949年，从保甲到居委会，在大历史是新旧制度的更替，而之于渺小的个人，却是短暂的得失与荣辱。

说起来，陈福林和陈道彰两位老人，这辈子唯一重大的政治身份，就是曾经担任了共和国第一个居委会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陈福林来自工人阶级，陈道彰出身商人世家。前者靠拉人力车糊口，后者是这个城市资产阶级的后代，有着不错的学业背景。居委会之于他们就像是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把两个人生轨迹截然迥异的人物安排在了一起。这个在他们政治生涯里至关重要的一笔，最终也影响了他们此后的人生。

居委会这个全新的行政单位来源于新政权对于城市管理的尝试。1949年，刚刚进城的红色政权对于眼前的大都市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虽然在革命之前，党的多数领导人都曾有过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但试图像改造农村一样改造一个城市显然是两码事。城市因商业而崛起，它远比依靠自给自足的农村显得复杂。

到底依靠谁来改造城市？是工人阶级？还是此前的商业精英？陈福林和陈道彰的那段政治经历，只不过是新政权一种尝试而已。

开端

陈道彰的家族世代经商，传说他的祖父曾经做过胡雪岩商业帝国的账房先生。到了他父亲一代，从家族继承的酱园生意已颇具规模。当时的酱园生意包括制酒以及一系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副食经营。在解放前，他的父亲陈兴五已经是杭州市酱酒业公会的会长和市商会的副会长。

虽然不为吃喝发愁，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陈道彰的童年过得并不安稳。

1937年，杭州沦陷。陈家举家迁往上海，在法租界租贷度日。陈道彰在上海法政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学的是经济。十年后，陈家迁回杭州。经历了短暂的安稳，到了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南北局势剑拔弩张，杭州日益显得动荡不安。

1949年1月的杭州，天气显得格外得冷。而市面上却热得异常，物价飞涨，米价一日一价，不到一个月翻了三倍。人心动荡，坊间盛传国民党要逃亡了，钞票都不值钱了，人们都拿钞票排队兑换银元。

当时，国民党的浙江省主席陈仪支持李宗仁的和平谈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因此杭州的政治空气倒显宽松。街上，“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的标语四处可见。各类传闻都很多，有的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决不手软，也有的说共产党的干部是最好和最有效率的。这让陈道彰对即将到来的时刻即充满期待，又惶恐不安。

到了2月中旬，杭州的政治空气骤紧，陈仪被免职、幽禁。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当时的精英阶层普遍踟躇于去与留的选择。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去或留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陈道彰没有选择离开，“虽然我们也是资本家，但对国民党也很反感，没地方逃，不如静观其变。”

5月3日下午，解放军进城。这一日，在每个人的回忆中充满着不同的期待，陈道彰说，“国民党炸了钱江大桥，物价还是飞涨，街面上找不到个剪发的地方。”在竺可桢的日记里，杭州一切安好，解放极为平安。在拉人力车的陈福林眼里，那一天是自己革命的开端。

新身份

新旧政权交替，城市的管理出现了短暂的真空。那一阵子，社会上，面目纷杂的各类人等兴风作浪；市场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

初来乍到的政权和城市的基层群众缺乏联系，这有待于时间和有效的手段。这致使他们起初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基层行政体制——保甲。

保甲体制在中国源远流长，直至清末，随着政局的动荡和军阀割据，保甲制度松弛下来。1927年，民国政府试图恢复这种古老的办法。但基层群众已经形成了自治习惯，国民政府在后期更尝试着把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并行。

解放初期，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是，暂时正确地利用保甲人员，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最终予以取缔；对保甲监督利用，让他们立功赎罪。

差不多就在这时，政府的人主动找到了陈道彰。虽然在当时，陈道彰的家庭不是保甲，但他们在当地有威望，能办事。这对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阅历却又充满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种垂青。

5月24日，杭州市成立了人民政府。当时，陈道彰所在的上城区政府还沿用旧称谓：区公所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