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力车夫来说，“革命”这个词和理想无关，且飘渺得脱离了现实。他的现实是每个月60个粮食单位和实实在在一家八口的生活。陈福林当时就拒绝了这个光荣使命。倒不是他短视，让他拿每天的口粮去押宝革命他做不到。

组织上找陈福林谈了几次，他终于知道了是派他去基层组织建设居委会。他不知道居委会属于多大的行政级别，他也不关心这个。听说要管很多人，他开始犯嘀咕，他讲了自己的难处，一来文化低，只读过三年书；二来杭州市情况复杂，让他这个老实人去管人，肯定淹没于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组织上显然很垂青他，非他不可。

到了23日这一天，领导给陈福林下了最后通牒，跟他说，从明天起就不用来上班了，这个月的工资提前支给他，让他准备投身革命。而且话也撂下了，不服从可以，反正你已经不是棉种公司的人了。

陈福林当时很难受，立马成了没工作的人。而即将开始的居委会工作充满着未知数，而更重要是，到底拿多少钱，谁也没跟他讲。

11月23日晚上，组织上通知他开会，起先他都不知道这是居委会的民主选举会。更不知道他即将铸造历史，成为新中国首个居委会的主任。

陈道彰当天也参加了会议，会场里有60%的人是他们消费合作社的员工。

晚上7点多，陈福林来到会场。等到开会的时候，台下已经聚集了270多人，这里面他一个都不认识。

上城区区长田奎荣在讲台上主持，国民党时期上城区27个保甲长垂手站在讲台右侧。选举在选民们刚学会不久的国歌声中开始，发下来的选票上，有21名候选人，“每张选票划17个圈，少划可以，多了不行。”

陈福林的名字写在第一个，接下来是陈道彰。

当时，台下有人提意见，说选的人都不认识，怎么画圈，一时间会场比较嘈杂。田区长站出来讲话，他并没有解释陌生人都是谁。只是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要与旧社会的一切事物作斗争，我们现在为什么成立这个居民委员会，就是要彻底清除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田区长说，居委会的这些委员，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需要你们自己选，这是赋予你们的神圣选举权，你们一定要用好，选出你们信任的人。

最终，陈福林以220票当选居委会主任，陈道彰以208票当选副主任。这个结果在田区长意料之中，而又是主任陈福林意料之外。

移交工作时，那些保甲长们不配合，区长秘书一时火了，把手枪拍到桌子上，声色俱厉，政权才得以顺利移交。

当天会议的另一个决定是，让陈福林担任消费合作社的经理，陈道彰为副经理。陈道彰明显感觉不舒服。因为居委会的主任没有报酬，为了平衡陈福林参加革命的损失，也让他足够养活一家八口，必须给他一个获得报酬的待遇。可即使这样，陈福林依旧不满足，之前他每个月能拿60个粮食单位，现在只能拿24个粮食单位。

结局

事实上陈福林并不负责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一方面他不懂。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工作也够他忙的了。

当时，上城区是杭州市的中心区。陈福林这个居委会主任权利涉及的范围很广，占到了上城区的三分之一，包括11个派出所。

虽然那时候居委会和现如今一样，是个基层机构。但权力在形成最初，还是充满着诱人的光环。

陈福林的居委会肩负起了没有单位人的保姆生活。他们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比如打扫街道卫生，宣传来自上级的各项运动。同样，“保姆”们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检查没有户口的人，进行夜间安全巡逻，同意结婚或者离婚，监督释放了的罪犯以及不和谐的家庭。再往后，居委会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去或者限制他们多生育。

总之，这些工作压垮了陈福林，他说，那时候他整天在开会，基本上没有主持日常的居委会工作的时间。

在基层的工作中，陈福林和陈道彰建立了同志般的友谊。此前，陈福林只听说，陈道彰出生大地主，他们家在全杭州都是大名鼎鼎的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如今在新社会里却屈居他的手底下。

而一笔抗美援朝公债，却成了两个人之间此后无法解开的心结。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国家向社会上公开发行公债。那时候，人们手里有钱的不多，动员全民买公债的任务就落在了居委会的头上。

当时，他们居委会的任务是认购公债4万份，这可难住了陈福林。

辖区内的富人他不认识，辖区内的穷人又买不起。政府对于富人一般实行摊派，田区长当时让陈道彰个人认购1万份股。组织上让家庭困难的陈福林家象征性认购了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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