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田区长主动找到陈道彰，打算让陈道彰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平抑市面上纷乱的粮油价格。这对陈来说即是个机会，也是新政权给予的身份认同。

因此，陈道彰欣然应允。组建合作社几乎是义务的，一切资金由陈想办法，政府不出一分钱。粮油由政府配给，平价售于市民。价格比市价便宜得多，居民按票购买，为的是打击不法商贩的投机倒把，聚货囤奇。这个办法在当时很好地平抑了物价。至于酬劳，即是每售出150斤米，消费合作社可以得到4.5斤米作为提留。

虽然这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但在新社会乐观情绪的笼罩下，陈道彰显得尤其积极。自己找人找地方，到了9月份，在一个尼姑庵里，一杆秤，数袋米，消费合作社就算成立了。

陈道彰第一次当上了公家人。本身既有经济知识，加之肯办事，政府的领导都看得起他。作为消费合作社的经理，他也试图为自己的家族在新社会谋得一条新的出路。

随着城市接管工作的进行，新政权开始尝试着对基层渗透管理。当时，杭州市人口45万，不远处的上海，当时有520万的人口。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最初的7个月里，城市的管理者遭遇了严重的麻烦，上海出现了治安事件的高发期，那段日子里共发生了抢劫案530起，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虽然新的政府不愿意把这个数据与7个月前的形势拿来比较，但很显然，这个城市解放之初，看上去不是更好，而是更坏了。

1927年，蒋介石进入上海时，局面也是混乱不堪。他通过帮会头目的帮助，逐渐控制了这个华洋混居的大都市。而22年之后，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国际上最为活跃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摆在红色政权面前的局面更为复杂。

按照苏联的现成经验，城市居民被分为两部分：有单位的人和没有单位的人。工作单位组织本单位人员的生活，并视此为己任。大的单位不仅为他们的人员提供住房、医疗和其他服务，而且还组织政治学习，管理业余活动，同意结婚或是离婚，监督释放了的罪犯，以及一切社会控制的细节。而没有单位的人却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让他们有被抛弃的感觉。这些人占到了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半。

针对没有单位人的管理，新政权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照搬苏联的街政权组织，另一种就是居委会。从解放战争初期到1951年，东北、华北、中南，第四野战军所到之处，全部建立了街政权体系。但考虑到城市的行政层级过多，1949年4月，刘少奇曾要求压缩城市行政层级，街政权遂被撤销，各地遂萌发建立居民委员会的打算。而街政权的外在形式，却以不破不立的局面存在至今。

选举

杭州一开始就试图走居委会的模式。

经历了5个月的短暂接管，市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在与城市群众的广泛接触中，人们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政权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9年10月，杭州市政府指示，开始废除保甲建立民主的居委会。

这个时候，针对保甲制度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之前的立功赎罪，到召开群众大会,集体揭露保甲制度的反动性,控诉保甲长的横征暴敛。允许人民清算, 然后将被控告者交人民法庭判处。

这个时候，陈道彰还是社会上的积极分子，他办的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有六个供应点，一个粮食加工厂了。

10月份，田区长又找到他，跟他说，解决了民生问题，现在政府打算进一步向基层深入，组织居民委员会，他们家在当地德高望重，希望他参与其中。居委会的组建，之前谁都没有尝试过，至少在陈道彰当时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职务。

但让陈道彰没想到的是，这个机构的一把手不是他。政府已经在城市的群众运动中发现与培养了另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革命的意识和冲动更强，也更坚决。

这个积极分子就是陈福林。陈福林出身贫苦，小的时候读过三年书，日本侵华，杭州沦陷后，开始四处逃难，乞讨为生。直到1945年，他才回到了杭州，借钱买了一辆人力车。等到杭州解放，作为旧社会受压迫者的代表，他的苦日子也熬到头了——被招到棉种公司做翻种工。

由于出身好，肯吃苦，陈福林不久就做到了公司的小组长，每月能拿60个粮食单位（在解放初，货币不稳定时期，一种折现方式）。这在当时能够换取900斤粮食，养活一家八口人。这种生活对于他来说，颇为满足。对于未来他满怀憧憬，他的生活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比此前更遭了。

1949年11月17日，他至今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那一天，单位领导找到他，跟他说，他们是地下党，现在组织上有任务派给他，要他去参加革命工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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