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林记得，当天晚上，陈道彰的母亲就来找他，说家里已经破产了，没什么钱，能不能让他向组织反映下，少认购一些国债。

想不到没几天，陈道彰就动员身边朋友很快完成了居委会的全部认购任务，而且自己私底下典卖了房子和家具，个人一次性认购了10万份公债。公债市价每股4毛多，不到五毛钱。1950年，一个大学毕业的高级职员的月收入是49元，10万份公债相当这个人一辈子的全部收入。陈道彰的积极认购国债并没有为他赢得过多的荣誉，到了1956年，这次认购行为成为他资产阶级身份的最佳证据。陈道彰至今都为此无法释怀，他对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始终低调，他只是说，他们家是个小生意人。

1952年6月，陈福林完成了他32个月的任期。等待他的不是升迁却是出局。一个上级领导要将他的行政级别降半级，让他担任消费合作社副经理，陈福林负气请辞。两个月后，陈道彰在“肃反”运动中被定性为混入革命队伍的资本家，黯然离职。

后来，陈福林去做铁路工人了，这个体力活，虽然拿的钱更少了，但让他觉得不操心。而陈道彰自此家道中落，改名陈达，在上海教了一辈子的书。

之后，杭州市居委会的成功尝试向全国开始推广。1954 年12 月31 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这个国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地位。

它的性质是，城市基层居民自治机构。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