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归途中，张太雷向陪同的俄国人表示：“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据这名俄国人事后的汇报，会谈前，蒋介石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而在与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却表示：不要张罗疗养院和医生，自己感觉好多了。这名俄国人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事实是，俄国人拒绝了蒋介石的库伦军事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 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11月12日，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电报，又给契切林写了封信。整天“心绪沉闷”。他想起了当时国内的状况，更加抑郁，日记云：世人虚伪，本党同志，优秀者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只有“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陋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其他人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这里，蒋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写下了“可叹”二字。

蒋介石又给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写了一封信。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蒋介石在俄国时间久了，对俄国社会了解渐多。11月24日日记云：“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其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能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这一段日记前半段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后半段，批评“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

1919年7月，苏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的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1920年9月，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当时，蒙古问题是中苏之间的重大纠纷。1923年1月，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向孙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绝无使其脱离中国的目的。1923年9月，加拉罕到北京谈判，专门向报界声明：“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并计划。”现在，苏方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视为“无信”。

俄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进行“清党”，至1922年3月召开联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前，已经开除了17万党员，占全体党员的25％左右。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已经病重，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陆续形成“三驾马车”以至“七人小组”，垄断苏联党和国家大权，将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年4月，联共（布）召开第12次代表大会，“清党”仍在进行。同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渐次进入火热状态，开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这些，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印象。11月14日日记所称“排斥异己”，显指斯大林等人。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的“大弊”，并且声称“吾为之危”。

蒋介石晚年回忆说：“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蒋介石的这一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11月24日的日记。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有较多空闲。除了学俄语，读吴承恩的《西游记》，学习拉手风琴、弹琵琶外，不少时间都用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上。其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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