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此前，司马昭本人也确信嵇康毫无政治企图。然而，在极端专制的社会里，叛乱并不在于“叛乱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其力量是否对当权者构成威胁。知识精英们的营救行动，无疑把嵇康推到了精神领袖的位置，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想象。于是，一场激于义愤的救援行动，直接导致了嵇康的死亡。

事情急转直下，不久后，嵇康与吕安一同被处以死刑。

《家诫》背后的真实嵇康

死刑的判决下来了，嵇康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自己。阮籍和山涛位卑职低，恐怕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哥哥嵇喜也差不多如此。既然不免一死，何必悲悲戚戚，在嵇康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嵇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儿女写信。这一年，女儿15岁，儿子嵇绍10岁。

在这篇名为《家诫》的书信中，嵇康一下子变得唠唠叨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孩子，你要这样，不要那样。诸如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不必认真；酒桌之上，不要强劝他人饮酒，亦不必力拒别人的劝酒；甚至还告诫，长官之处不可常去，也不可住宿；官长送客时，不要走在后面，以免惩办坏人时，被疑心有告密的嫌疑……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安分守己的做人。

后世大多认为，嵇康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但教导起孩子来却如此琐碎，甚至颇为世故，不免有几分诧异。追慕嵇康的鲁迅似乎就颇不满意，“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事实上，《家诫》并不全是琐碎世故，其中也有十分高绝的人生追求。嵇康要告诫孩子“人无志，非人也”，是要要他们立大志；“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还得有为自己的志向付出生命的勇气与决心。可见得，嵇康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希望儿子庸碌。事实上，十八年后，在故友山涛的举荐下，嵇绍入晋为官。适逢八王之乱，晋惠帝身处险境，嵇绍慨然以身体护卫乘舆，丧身于飞箭之下，成为传颂千秋的忠臣。

真实的嵇康并不是一个行为乖张，不守礼法的人。恰恰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至善。在他的好友中，阮籍好用青白眼，丧母而饮酒食肉；刘伶纵酒，裸形在屋中；王戎好利，卿卿我我，皆有外表上越礼之行，唯独嵇康都不曾有。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嵇康行刑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要来一架古琴，演奏了一曲酣畅淋漓的《广陵散》。奏罢，他略有遗憾地感叹：“袁孝尼曾经向我求学这首曲子，我却很矜持，不肯教他，如今这《广陵散》怕是要断绝了！”说完慷慨赴死。

嵇康惨死，士林震动，逃避政治的知识精英被迫做出选择，应举入仕。既然天下景从，司马家族按说不必再客气了。但是，司马昭虽善用名教扫除异己，却不免被名教所束缚，到死也不肯让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变成现实。三年后，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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