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像是因为出汗，虽然这是个7月的热天，倒像是在泳池里完全浸透了一样。总统也注意到我儿子的状况并弯下身来问他有没有事。当时我就向玛丽莲使了个眼色，她也沉默着用眼神向我示意：孩子们并不乖，我们本该让他们留在酒店的，布兰顿浑身湿透不是天气的缘故。我甚至在镇静和故意生气的那一瞬间被这样的情景感动了：一个拥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居然能在不说一句话的情况下如此专业地进行表达。我向总统保证布兰顿没事，但对于我妻子，我就不太确信了。
直到典礼接近尾声玛丽莲和孩子们也来到典礼台时，我才知道背后的故事。就在玛丽莲正准备将孩子们安排坐好的一刹那，一阵音乐响起，宣布典礼即将开始。此时布兰顿掉了队并跑向一个坐落在玫瑰园内的小水池。他好奇地注视着浅浅的池底，向前探身有点失去平衡，这被当时只有三岁的肖恩注意到了，就在别人要制止前，肖恩把哥哥布兰顿推入了水中。玛丽莲和一群吃惊的助手正在想方设法将布兰顿拉出水池并把他们带回座位时，克林顿和我出场了。
玛丽莲迅速讲完了这个伤心的故事后，总统抱起了我们一岁的康纳，然后将他举到相机前。感谢上帝，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至少这孩子是干的，或干得让大家能看见。甚至是我的父母，他们和我一样，在十个月前的那天上午还不愿被人问及投了哪个总统的票，但当他们望着第42任总统高举着他们的第四个孙子时，就立刻成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了。
附带提一下，玫瑰园事件并未在园内结束。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在玛丽莲将事件的细节告诉克林顿后，他要我们把肖恩带到他面前问话。当白宫摄影师拍摄了一系列难忘的照片后，这位高大英俊的总统站在异常平静的肖恩面前问道：“是不是你把你哥哥推到水里的？”没有任何负疚感的肖恩把头抬得高高的，看着总统并摇头表示否定。虽然看着我三岁的儿子对着美国的最高执法官（也是我未来的老板）撒谎令我很不自在，但作为一名律师我禁不住联想到，肖恩只不过是在辩明无罪地否定。毕竟，根据美国法典第18卷第1001节，对罪行的简单否认构不成“虚假陈述”罪。
总统似乎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明显提高了提问技巧：“那你哥哥掉到水里你高兴吗？”肖恩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众人开始感觉他要笑出来了。总统拿出了最后一招，这让我从专业的角度由衷钦佩。“当你把你哥哥推到水里时你是不是感觉很好？”这一刻肖恩放弃了，他笑开了花并默默地点头表示承认，这下我们大家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就像那天的结果那么甜美，这件事的结局也不会太苦。
莫妮卡门事件
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进了校园的情景剧：是的，你干了。不，我没干。接着，就在我认为情节不可能更荒诞时，莫妮卡·莱温斯基出场了，结果把白宫搅得像个荒唐剧场。
莫妮卡门事件，或随你怎么叫，属于肯·斯塔尔的管辖范围，而不属于我管。当时他已做了几年法院指定的独立检察官，在法律的指令下，他进行了独立于任何政府机构的调查。联邦调查局给斯塔尔办公室选派了特工。在这些特工为独立检察官工作期间，由我们继续支付他们的工资，而且当他们结束调查后也由我们决定他们下一步的工作。不过，只要他们为肯·斯塔尔工作，只要他们感到在调查中没有损害他们的道德规范和诚信，特工们就会向他汇报，而不是向我。我一直非常尊敬肯·斯塔尔，尤其是在那些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当时他要证明自己是一名正直并值得信赖的律师。
正是选派给肯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于1998年1月16日在五角大楼市（Pentagon City）的利兹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对莫妮卡·莱温斯基进行了严厉的盘问，当时有些特工还按捺着火气呢。虽然这个案子主要由这些特派的特工进行追查，但在此过程中饱受责难的却是联邦调查局本身。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或否认相关特工的行为。实际上，我无法肯定地说他们的行为怎么样。我后来也没质问过他们，而且立于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的工作人员之间的那道防火墙也阻止了我收到原先的那类定期汇报。不过我感到自豪的是，据我所知，调查局的职业责任办公室（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没有接到对我们借给肯·斯塔尔使用的特工的行为的任何指控，无论是从莫妮卡的阵营还是从总统那边。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属罕见。我在这里提到整个事件只是为了澄清，因为我不止一次被问到，联邦调查局怎能让自己如此深受该丑闻的牵连。我们并无此意，而且也没到如此地步。但对于接下来的疯狂行为，我们却没有完全摆脱它或不受它的影响。
有个故事应该足以说明当时的调查精神。除了选派特工，我还有法律义务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提供辅助服务——实验室、技术人员以及所需的其他服务。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义务，肯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在莱温斯基的蓝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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