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到教材，几乎都在同一时期重新对孔子定位，一个冰封的时代开始回暖了。

回暖

这一波回暖大潮首先源于高层政治的风云剧变。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并指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人教社的建制得以恢复，把散落全国的教学骨干找回北京，开始编写第一版“拨乱反正”的教科书。王宏志就在此时被选入。

这次“拨乱反正”教材编写的总指挥是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浦安修。作为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著名右派浦熙修的亲弟弟，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到多次迫害；主持历史组的是早在1953年就参与编写全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史学家苏寿桐，经常讲“历史学家不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人，在“文革”中也被关押。

而王宏志，是著名史论家苏双碧的妻子。1978年，苏双碧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为吴晗、为知识分子平反的第一枪。苏后来但任了《求是》杂志副总编辑。夫妇两人还合著有《吴晗传》。

这些人所要承担的工作，便是如毛泽东早年所语，“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王宏志回忆说。

200多个从全国各地抽调入京的干部和编辑，在邓小平的督促安排下，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但是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南。

于是，1978年3月的全国通用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中，“孔老二”这一侮辱性称呼不见了，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很谨慎：“孔子的反动思想”。

结尾是“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这一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这一版的教材出版两个月后，也就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陈增辉《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文章。“后来我听说，他们把我的文章拿给任继愈老师看了，说没什么问题，这才敢发表。”陈增辉说。

20多天后，也就是8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历史研究》编辑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再评价》。庞进一步提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也要全面看待，不能全盘否定。这篇文章随即引起很大反响，可谓学术界全面重评孔子的标志之一。此后，重估孔子的文章，在各类杂志上研讨会上越来越多地涌现。

这一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这个月底，全国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去掉了“反动”二字，改为“孔子的思想”。

“不仅仅是每一版不同，有时候就连同一版的不同印次，内容都不一样。”王宏志回忆。“当年给刘少奇平反以后，我们就连夜修改教科书，把贬低他的内容改过来。可惜那么多版本的历史书，当时谁都没有保留的意识。不然每种留一本，放到今天看一定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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