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丘，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今山东）。孔丘排行老二，所以又名仲尼，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孔纥是个破落的奴隶主。

平反

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以1978年夏季为界，把文革后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文中说，“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到曲阜视察，批准山东省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筹集经费以修复在文革中遭破坏的孔墓、孔碑、孔林。同时她指定：由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牵头，原因是：“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

对这一原因，谷牧则在回忆录中有自己的猜测：“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谷老说过，他5岁就上私塾，给孔子磕头。”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大千说，“晚年的谷老家里，还始终挂着一个孔子的木刻像。”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

孔子基金会，是谷牧担任名誉职务的20多个社团中“管得比较多”的一个。王大千回忆：一直到去世的前两年，谷牧还在为孔子基金会争取政策等诸方面支持。“很多部委的部长都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他的面子大。”

作为一名政治家，谷牧迅速将实用主义推行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大限度地开发孔子的实际用途。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谷牧说。

在回忆录中，他特地提到了两件事：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

1989年10月，谷牧组织召开“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参加。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讲话，称“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这是数十年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孔子的正面评价。

1992年，王宏志主编的全国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已成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还增加了画像、语录等诸多正面肯定内容。

“搞历史可悲就在这儿，跟着形势跑。”在晚年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苏寿桐曾感叹。的确，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教材编辑，无论是主动试探，还是跟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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