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才又返回抚顺。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

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台湾派了很多人过来，父亲住的酒店附近经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护他。父亲最终改变了行程，提前回来。

后来，父亲又陆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

文章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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