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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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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4 13:29:2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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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习惯使然，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他们阅读的习惯，入仕以后也往往离不开书册。在官场，天下太平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则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后者是前者的铺垫和补充，很难想象一个有较好政绩的官员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官场的圈子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评价的标准，于是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而历朝执政理念的儒家学说也是强调包括读书等官员的个人修养的，这与其说是治理天下的理念，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内核之中亟求学会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无以养成符合朝廷对官员素质要求的条件。二、也是古代制度设计和保障的要求，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在上三代时还是一个世袭血亲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时代，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地提升，讲求偃武修文、附庸风雅(如“周文”和“周礼”)成为制度文明的内容，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和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对官员条件的要求有了相对进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学成为其中的标准，以至“唯才是举”、“唯学是举”，到了隋唐，遂成为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此后不读书者(不好读书者)不能为官成为定例，当然，这种古代士子的读书风气(与科举制度并为传统)，其优劣亦并存，它带来对其评判的一定困难，好读书与好官并非能够成为正比，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好读书不尽然是好官，但劣官则一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此也无它，此类官员的主要兴致不在读书，而是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三、时代气息和风气所向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以节奏缓慢著称，不过，仔细考察的话，历史上也时不时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是之谓“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在历史上的转型时期，更是屡见不鲜。这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提供自己给以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的阅读，他们读的是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运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对读书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具体到这些“政治家”中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如一部《古文观止》中的《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读书故事。如北宋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后来相似的例子，如毛泽东嘱咐许世友四读《红楼梦》等。)
古为今用。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这固然是要他们加强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这是领导干部的职务所需，舍此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策、管理水平和专业文化素质，而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的学习也在于提高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如此才能更好地尽职尽责。然而，如今也有一些不好的风气，有的官员陷于“文山会海”和无聊的应酬客套之中，远离了书香，尽管有所谓“博士群体官员”的现象，“博士”头衔其实与读书毫无关联，有之，也常常表现为浅阅读(时尚的快餐文化)、负阅读(专门汲取书籍中的负面信息和负面“间接经验”，如《厚黑学》等，尤为“官场学”为烈)等等，而后者相比较于完全不读书的官员似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读书，不是为了志存高远，只是在追求官场亨通和声色犬马的享乐，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其劣者甚至还会根据自己的“直接经验”去“创造”一些作品(如“香艳日记”等)被人广泛“阅读”，这在此前的成克杰(有“书法”作品)等一些大案中都可以看到。
如今，我们党致力于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央高层也十分重视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学习和读书，温总理曾在多种场合倡议读书，一些地方的领导也确立和发起了“以书施政”的理念和“劝学运动”，秉持“告别粗俗、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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