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动容的是，唐太宗时期，最高的统治集团从唐太宗本人开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在碰到问题时主要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归到百姓身上。

比如事情做错了，不会把责任归于百姓，而是先从自身寻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现在社会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制犯罪呢？这是朝廷要考虑的问题，有人提出大乱之后人心不古，应当施行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法律实施最残酷的打击，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贼”的任务。

唐太宗不同意，他说：“应当分析为什么百姓会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耻之心，为什么他们不要廉耻去犯罪？一定是生活无着，被生活所迫。老百姓的生活为何会成为这样？一定是政府工作做不好，国家要求的太多，盘剥太多。严刑峻法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要从朝廷找原因，应当减轻对百姓的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人去犯罪。应当从我开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减少，国家也要降低减少要求，轻徭薄赋。”

想一想，到今天我们对待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都这么看待的？1300年之后，我们是否达到唐太宗的水准？唐太宗知道国家是个系统，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如果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也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也就只有200多万户，全国犯死刑的不过几十人，史书评价说那时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为犯罪率很低。在贞观时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诺言的素质也是很高的。

贞观六年时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后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前面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后，皇帝要亲自过一遍。如果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喊冤，这个案子必须从头再审，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没有一个人喊冤，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审判是公平的，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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