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最高掌权者不能说不兢兢业业，例如秦始皇，据说每天批阅的竹简，重达一二百斤；而雍正更是以勤政著称，可是，他又怎么能识破臣下隐藏在假面后的真相，察觉满篇颂词中的虚假？要求最高掌权者如某些“戏说”的电视剧那样成年累月地微服私访，不只不现实，简直就是荒唐。因此，他们的受蒙蔽就是必然的了，于是秦始皇就未能发现睡在他身边的赵高，雍正交办的事也屡屡被打折扣。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加以防范、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让官员的奏疏不由通政司进呈，直接送达皇帝本人，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中间梗阻和过滤；这种秘密奏折的内容，既包括各地的民情民意，也包括其他官员情况的小报告。

这种制度固然可以使皇帝得到第一手材料，也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能完全避免欺蒙吗？雍正自己也不相信，他在一封奏折上批示道：“耳目见闻之类，朕殊不以为然。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明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连心腹近臣都是蔽明塞听之辈，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有时，最高掌权者也想下去体察民情，看一看真情实况。殊不知，你这里人马未动，他那里应付的办法早就安排好了。先是精心挑选要去的地方，事先乔装打扮一番，你到那里一看，到处莺歌燕舞，百姓一片颂声，形势大好。“最高”意得志满，觉得自己治国有术，领导有方，是唐虞再世，尧舜重生，甚至尧舜也不过是粪土，只有自己才是千古一人。高兴之余，或写诗，或填词，或题字，自然也忘不了给接待者加官晋级。他大约再也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落进了臣下用鲜花布置的陷阱，成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留下了千古笑柄。

但是如果将蒙蔽的过失完全归咎于臣下，那也不公平，最高掌权者的主观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那么些掌权者，或者被一两次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自以为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或被臣下的吹捧迷住了心窍，将谀词当成实情；或者好大喜功，听言成就，哪怕明知有假，也笑逐颜开，对言之者褒奖有加；或者讳疾忌医，听言过失、失败，哪怕明知为真，也怒目相向，甚至大动肝火，对言之者贬职罢官，甚至坐牢杀头；或者偏听偏信，喜柔佞而恶忠直，远君子，近小人……这些都对欺骗蒙蔽之风的形成起了诱导作用。

还以唐德宗为例吧，李实的骗术何以能够得逞呢？对于当时民间的灾情，是不是就没人向他反映呢？事实上就在李实欺君罔上之时，宫中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伶，利用其特殊身份，以歌谣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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