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一开始见起义农民四处皆是，压不胜压，此伏彼起，官军进剿，收效甚微。同时，他听陕西地方当局报告，农民皆因饥荒而起。他从官方形势来考虑，知道那时明军战斗力极差，剿灭起义军也非易事，而且要调动大量军队，耗费许多军费。他又从农民起义者一方来看，农民起义于各州各县，甚至各乡各村都有，各股武装分散活动，并没有统一的严格组织；他们聚义造反，初起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官方若用招抚政策，农民对立情绪缓和，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所以，主抚也有一定道理。衡量利弊，他决定采取以招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认可。当然，也有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不同意这种政策。
那时候，陕西由于连年饥荒，农民军起义之后，很难在当地解决粮食问题，像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部在起义之后，就纷纷进入山西。留在陕西势力最大的是神一魁，一度拥众达六七万人，包围了庆阳府城。杨鹤派人对他们招抚，神一魁大约也看到前途艰辛，就答应接受招抚。神一魁被授予守备职务，部众被遣散回乡。为配合招抚，明廷拨十万银两到陕西放赈。不少著名的农民军头目，如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行狼、王老虎等都先后就抚。一时陕西形成抚局。然而，明朝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被遣散的起义军战士，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安家费，生活仍然无着，照样分散剽掠。地主、富户依然受到威胁，为此，他们大多并不赞成“招抚”。加之陕西全省饥荒，起义农民到处都是，发放的赈济款却很有限。不能解决广大农民的生计，农民照旧还得造反。所以，当时许多地区都出现“旋抚旋叛”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农民军都是官兵来了，就接受招抚；官兵一走，照样抢掠。农民起义的头目抚而复叛，加之主剿派的杀降，农民军甘心受抚的越来越少。事实证明，杨鹤的“招抚”并不成功。
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看到杨鹤主抚并无实效，遂一改以前的态度，转为主剿，下令革了杨鹤的职，诏令中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杨鹤的被革职，标志着主抚派的破产。而这时候，另一种主张，即洪承畴的主剿已经在部分地区同时进行了。
主剿派的胜利和晋升三边总督
崇祯三年(1630)正月，明朝任洪承畴以都御史巡抚延绥(今陕西榆林)，于是他立即部署兵力，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是年六月，府谷县农民军在王嘉胤的率领下，攻陷黄甫川等要塞，又陷府谷县城。而后他们假称要投降，主动退出县城。当官军来“收复&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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