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干济才入主文官系统，“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经济上清查土地，改革税赋，军事上起用戚继光等名将整饬边务，开创“万历新政”。比如改革官僚体制、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创新“考成法”就脱胎于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化腐朽为神奇，吏治因之澄清。海瑞追慕成法，心系民生，但不愿意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他巡抚应天时虽“锐意兴革”，使得“民赖其利”，但所秉者唯“刚劲之性”，操之过切，终于半途而废。其实儒学虽然因循守旧，但又强调旧邦新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张居正得“祖宗之法”要旨，因势利导，终能起衰振隳；海瑞执着“祖宗之法”形相，求治心切，反而难有作为。对于海瑞的症结，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在给海瑞的信中他说：“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他认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因此，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但一个是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抵牾在所难免。我们可以从李贽的说法中管窥一斑。李贽是当时有名的异端，其思想取道阳明心学而近禅宗默观，在他看来，非但朱熹、二程不足论，连孔孟老庄也与常人无异。这样一位狂生如何评价海瑞和张居正呢？李贽认为，海瑞虽清，不过“万年青草”，张居正却是“宰相之杰”，乃是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看来李贽虽热衷“酷评”，在这个判断上却不失公允。
用现在的眼光看，张居正对于“祖宗之法”的灵活态度，无疑显得比海瑞更“理性”，而海瑞方凿圆枘，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但不应就此忽略张居正和海瑞的共通之处，他们“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张居正和海瑞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边事有俺答、倭寇之患，内则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就改善民生、振作国威而言，张居正和海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上下求索”、“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里侯”，张居正早年即对边备不修忧心忡忡；海瑞以六品户部主事冒死上疏，直斥嘉靖迷信方术，罔顾民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是“不恤人言”的改革家，他们施政的目的都在富民强国，比如后来构成“万历新政”核心措施之一的“一条鞭法&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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