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海瑞就是最早的推行者之一。这自然会招来既得利益者、庸碌无能之辈的嫉恨。海瑞巡抚应天，“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给事中戴凤翔收受请托，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御史房寰害怕贪污事泄，“先发制人”，说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诬圣自贤，损君辱国”，攻击可谓不遗余力。张居正厉行新法，遭谤甚多。辽东巡按刘台抢报军功，因“考成法”坐罚，上疏离间君相，满口“祖宗之法”，要求“抑损相权”；御史傅应祯曾行贿不成，也攻击张居正的新法，说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不可不深戒”，极尽危言耸听之能事。
平心而论，刘台诸人未必不是在履行言官的职责，然而相比张居正、海瑞的公而忘私，就实在显得识见浅薄、等而下之。孔子曾谆谆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乃有才无德之辈，“以私灭公，适己自便”，甚至“挟才以为恶”，当然不能体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君子儒境界。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伸天以屈君，用心良苦，但到了后世小人儒手里，就只言“祥瑞”不见“灾异”，甚至“灾异”也变成“祥瑞”，成了其粉饰太平、拍马逢迎的工具，反而强化了专制皇权，教训不可谓不深。小人儒还往往成为改革创新的巨大阻力。对于新规惠政，蓄意阻挠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以致遮蔽了有利改革进展的有益对立面。
天变到底足不足畏？其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未必是王安石的口号（邓恭三先生认为“三不足”反映了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精神，台湾史学界亦有详细考辨），更不是为了肆意妄为，它体现的是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派一以贯之的实践精神。敬畏天命，约束不受限制的权力固然不错，但回答“天变足不足畏”恐怕还要直面民生福祉、国家兴衰这些更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不仅惠爱民众，也佑助执政为民的美政良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代之法”何尝不是为了物阜民丰的大同盛世？所以，“三不足”之说真正反对的是“不足恤”的“流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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