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ro？ajin这个词汇是直接借用了蒙语中的t？r？？asin或t？r？？ajin（世俗管理和宗教法），它是15世纪和16世纪蒙古书写者普遍使用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双重法则（qoyaryosun或qoyarasa）。这个概念也许早在13世纪忽必烈时代就已为蒙古人所熟悉，它可能来源于西藏：

它认为国家（实为世界）分为世俗和宗教两界；“喇嘛是神圣宗教（？ajin）和教主的根本，而皇帝是伟大的（世俗）政府（t？r？）的最高统治者和（世俗）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甚至在元代，t？r？（与满语之doro一样）就被用于翻译汉人之“道”和“礼”。至少从14世纪开始，？ajin（法律）就被蒙古人用于指称佛教了。虽然佛教在努尔哈赤时代已为满族人所熟知——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本人信仰佛教，但佛教在满族人中的影响没有在蒙古人中那样大。因此，满语词汇？ajin不具有蒙语中固有的那种强烈的佛教色彩。它指的似乎是天律（或者天地律，abkana），而天律是满洲萨满教的核心内容。

为满族人早期的政治观念寻找蒙古之根源，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中国理念之根源。上述事例中包含的观念，即治理是一种发挥善行的功能和普及正确行为的规范，其最初的来源就是中国。但是，中国的这些理念似乎主要是通过蒙古的“过滤器”传给满族人的。这些理念看上去是中国的，但经过了蒙古人300年的改造和重塑。的确，这些最初源于中国的理念（如天地的作用，皇帝是宇宙的一分子，等等）的古老色彩，表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对内亚产生影响后留下的遗存，在成吉思汗出生之前，其影响持久且广泛。

我们有理由预期，满族人从蒙古文化中借用了许多词汇来强调关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这些崇高观念。事实上，我们在《满文老档》等早期满文档案和文献的每一页上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努尔哈赤把蒙古的头衔授予他的王公大臣；蒙古的法律和税收词汇被普遍使用。蒙古文字（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载体）可能是这些新词汇和观念的最大来源，因为在努尔哈赤于1599年发布著名的命令以蒙文为基础创造满文之前，蒙文一直是满族人的书写语言。（女真文字似乎早已失传，至少自1444年以来，蒙文一直是多数女真人书面交流的常用工具。）这里自然就出现了值得警觉的问题：在早期满文文本中出现一个蒙文词语，并不能证明这个词的词意借用自蒙文；蒙古文字的声誉非常之好，足以让满族人用蒙文中的同义词称呼本民族创立的一些机构和制度。同样，许多真正借用自蒙语的词是其“翻译”词，比如把颜色和动物名结合起来以计时的方法，或蒙古人把官员明确区分为两类的风俗：大臣（蒙语为sayid，满语为amban）和官员（蒙语为t　simel，满语为hafan）。

15—17世纪的蒙古人与早期满族国家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像12—13世纪的突厥人与早期蒙古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大量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其中一些是披着异族外衣的中国文化。

在16世纪和17世纪（及更早以前），早期满族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其他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是前者借鉴后者的结果，也许是源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拥有类似的生活方式。试将其中一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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