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伦——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的语意无疑包含了“国家”的所有内涵。它可以单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领土；它也可以指王朝。固伦还可以指一个固伦的附属部分，因此，在早期的编年史《满洲实录》中，哈达部、叶赫部和其他部落皆被称为固伦，无论它们是否已被努尔哈赤征服。后来，当努尔哈赤对它们的控制日益严密时，有时也用其他名词称呼它们：aiman（部落）、tatan（部落之领土）或golo（省）。这些名词也以同样的方式用之于蒙古人。

如果各国在名称上无法互相区分，那么统治者又如何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又看到了平等的做法，仅是在合法性方面做了一些考虑。中国皇帝被称为尼堪汗，或者具体称为万历汗（万历皇帝）、秦二世汗（秦代的二世皇帝），等等。朝鲜国王被称为Solhohan（朝鲜皇帝），虽然我们发现在阿巴亥时期（1627—1643年）致朝鲜的最高统治者的函中曾用过Solhoguruniwang（朝鲜国王）的称呼，这也许是因为朝鲜国王自称为“王”。蒙古的情况更复杂一些：由于当时蒙古没有一个被所有蒙古人承认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满族人在实践当中把自称为可

汗的所有蒙古统治者都称为“汗”。其他蒙古统治者被称为贝勒（王公，蒙古语为诺颜），实际上，在蒙古人尊他为帝之前，努尔哈赤就自称为贝勒。

在最初的满文档案中曾有一些描述理想的皇帝和王公的段落。我们在此又发现han（“汗”，即皇帝）之称呼，但更常见的是一个具体的词语：hanniyalma（皇帝本人）。在致中国人（明朝）的一封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的信中，努尔哈赤说：“自汗、贝勒乃至刍荛之丁、运水之妇，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也。”一直到顺治和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才开始使用huwangdi（源自中文之皇帝）或abahaijui（天子）来称呼中国的满族皇帝。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描述的早期满族人对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观念与明王朝的观念不同，或者说，落后的满族人是在更先进的文化影响下形成这些观念的，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呢？居住在附近且使用类似政治词汇的只有蒙古人。蒙语ulus与满语gurun的含义和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在13世纪就已面世。与gurun一样，ulus可以指人民，不过，蒙语中有一个更精确的词：irgen，它有时与ulus合起来组成一个词组：ulus-irgen。满族人借用了这个有用的词（irgen），组成了一个意思相似的词：gurun-irgen，它是半意译半直译的一个词。

蒙语可汗或汗（皇帝）的使用也与满族的汗类似。在元代，蒙古人常常把中国皇帝译为汗。它既被用于称呼蒙古帝国的皇帝（yekeMong　olulus），又被用于称呼帝国分裂后的大块封地（也称为ulus）上的首领。它被平等地用于称呼蒙古帝王和外国帝王。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后代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征服大业，所以，蒙古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普天君王的观念，有专有名词称呼之：g　rqan（普天皇帝），或dalai-yinqa　an（大海一样大的皇帝）。在16世纪，随着佛教知识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和普及，印度人的佛教法王观念，即转轮圣王的观念为人们所熟悉，转轮圣王或其别名都被用于称呼蒙古帝王，使用得最多的是与努尔哈赤、阿巴亥及林丹汗（1592—1634年）同一时代的那些首领。1616年之前，满族人似乎很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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