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当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逄、比干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
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子。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
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
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
所以,魏征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魏征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辞高明许多。
正是由于魏征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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