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

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子。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

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

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

所以，魏征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魏征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辞高明许多。

正是由于魏征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征传》）

当然，魏征的谏言并不都是这么委婉“妩媚”的。

如果每次进谏都拐弯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谀谄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征也绝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诤臣”之名享誉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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