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使得一个官员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后，常常还不十分熟悉政务就被调任别处，也因此产生必须依赖比他熟悉情况的衙门胥吏处理公事的情形。加强监察力度、严格办事程序，目的是为了规范官员的施政行为，但结果是造成了烦琐的文牍主义和复杂的法令律例。官员们不熟悉律例，没有精力对付烦琐的文牍，不得不依赖胥吏办事。这一切都给胥吏上下其手留下广阔的空间，所以不够精明强干的官员，往往被胥吏们牵着鼻子走，权力也旁落到胥吏手上。

为避免熟悉当地情况和衙门事务的胥吏们把持地方政务，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胥吏任职只能五年，但这些政策效果甚微。因为胥吏们可以改换名字，也可以让有血缘关系者占据其职位，比如父传子、兄传弟及传给亲友等，使当胥吏成为“世业”。比如浙江布政司衙门（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有一个“通供”的职位，雍正元年（1723）七月十二日御史汪继燝在奏折中说，“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胥吏在衙门“子弟亲戚，转相承授”，“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这就实际上形成了“吏有封建”的现象，胥吏们把衙门发展成自己的“封建”领地，大发其财。

从打天下的皇族和亲信以“封建”的形式内部分配权力和利益，到官员和胥吏想尽办法发展自己的“封建”领地，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只是在验证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政治不是公共政治，就会成为私人垄断权力和利益的工具。避免权力和利益为某个集团所垄断，惟一的办法是让政治成为公共政治、阳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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