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些直观的数据对比，大臣们自然是颂词一片，认为前明骄淫坏法，导致人心瓦解，而本朝兴利除弊，清廉为治，遂使兆民归心，取代前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眼看采用的攻心法取得了成效，康熙还怕时日久了，人们容易遗忘，所以他也不忘巩固成果。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批覆大学士呈上的奏折时，康熙又重提旧事：“前明的事情，你们听说的往往都是写在纸上的陈言。本朝曾经收用过万历时的太监，所以我对前朝的事情知道得很详细。过去的一日之费，就可抵如今的一年之用。如前朝宫中每年要用脂粉钱四十万两，衣食供应也要用银数百万两，这些花费到我父亲时都已革除了；另外前朝宫中有宫女九千人，内监十万人，供应饭食都成问题，以至于每天都有人被饿死，如今宫中不过只有四五百人而已。”

意犹未尽的康熙，又下诏户部，训诫道：“国家的钱粮，理当节省，否则必导致经费不足。每年免征的银粮数额，以及河工的费用，都还有节省的余地。前明的光禄寺，每年供膳宫中就要一百万两银子的花费，如今只用十万两；前明的工部，每年建房要用二百万两银子，如今只用二三十万两。只有尽力减少开支，方有裨益。”接到圣谕的官员，自然又是一番齐声夸赞，称颂本朝节用爱民，布德施仁，为河清海晏、百姓安居的盛世。

实际上，康熙六次南巡，以及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作为避暑和接见王公贵族的皇家禁苑，糜费巨万，用度也并不比前明节约多少。康熙末年时，国家岁入四千余万两银子，收支也只是勉强相抵，并无节余。只不过，清王朝在确立了稳定的统治以后，老百姓的生活与天灾频仍、兵戈扰攘的明末相比，已经好了许多，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也就此被遏抑，这才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百姓所接受的真正基础。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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