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耶稣会在全球的传教都是采取“适应”策略，并非仅在中国。耶稣会从成立起就取消了修会有统一服装的规定，这才会有利玛窦在中国前13年着僧衣，以后着儒服的情况，这说明了耶稣会在传教上的灵活性。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2日第17版，主持：顾钧，嘉宾：张西平、朗宓榭，原题：《“泰西儒士”利玛窦》

■主持：顾钧

■嘉宾：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亚非学院院长）

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讲座教授，中东远东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汉学系系主任）

今年是“西学东渐”第一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京逝世400周年。400多年前，利玛窦来到中国，与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交流对话，通力合作，卓有成效地将当时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地理、水利等科学知识译介给中国；同时他还翻译中国典籍，向欧洲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被誉为“泰西儒士”。

顾钧：今天，利玛窦可能更多地被看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而不是传教士，人们更想讨论的是他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上的贡献。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利玛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如何评价他在汉学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张西平：全面的说法是，利玛窦首先是一个传教士，但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古代，战争、贸易和宗教是文化间交流的重要途径。利玛窦高于马可·波罗之处就在于他第一次把中国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传播到了欧洲，当然，在他之前还有罗明坚，但在传教士汉学这个阶段，利玛窦无疑是最有影响的，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西方所有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不知道利玛窦所代表的传教士汉学的成就，包括以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的汉学成就，我们就说不清西方关于中国知识形成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利玛窦等在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这些中国知识直接影响了欧洲思想和文化的变迁，这样，对利玛窦所代表的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就超出了知识论的单纯维度，而开始和欧洲思想文化史联系在了一起。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即从晚明开始，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知识已经不全部是用中文记载的了，这是公元1500年以后刚刚开始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初步结果。这样，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们的这些用西文写成的著作实际上也应纳入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和在世界研究中国”的三种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汉学既是西方汉学的一个阶段，又构成中国自身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样的知识形态在全球化史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