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按照魏忠贤[注: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0月19日），原名魏四，入宫后改名李进忠。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忠贤，表字完吾。]的逻辑，王安既然有罪，只要证明东林人士与王安勾结，那东林人士也就有罪；只要抓了汪文言，这个案子就已是铁定的了。至于汪文言有没有口供，并无关紧要。口供是可以制造的，“证据确凿”绝对不是问题。牺牲掉汪文言，对于东林党[注: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人来说，可谓是唇亡齿寒。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第133期，作者：程念祺，原题：《朋党：万历的最大威胁》

明末的朋党，除了东林党之外，还形成了专门与东林党作对的浙党，以及与浙党联合的齐、楚、宣、昆诸党。这两大势力互相倾轧，一般总是借“京察”做文章。所谓“京察”，就是对京官的政绩，进行六年一次的定期考核。按规定，凡是在京察中考核不合格而被罢官的，一律不许重新任用。所以，为了利用京察的机会来削弱对手，这两大势力围绕着那些负责京察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使党争变得越来越势不两立，越来越险恶，也越来越白热化。

万历“梃击案”

除了京察之外，东林党人还以皇位继承问题为抓手，试图抢占政治高地，战胜对手，以达到最终控制朝政的目的。

首先是“争国本”。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为他生的长子常洛，而要立郑贵妃为他生的常洵为太子。于是，朝中那些东林大臣便以祖宗之法为根据，纷纷上书，要求尽快立常洛为太子。他们言辞激烈，不依不饶，表面上是激于对祖宗法制[注: 宗法制概述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朝的事情。]的忠诚，其实却是想趁机造成声势，控制舆论，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为有朝一日控制朝政而捞取政治资本。这场争论，前后延续十余年，直到常洛被立为太子才告结束。

为了维护常洛的太子地位，东林党人又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在东林党人看来，一切围绕“争国本”的斗争，都能使他们在舆论上占有优势，所以最容易克敌制胜。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会迫使对手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击。当常洵被迫回到自己的封地之后，万历四十三年，竟有人将一名无赖带进皇宫，并引导他直闯太子宫，先是用枣木棍击伤守门太监，然后直趋太子殿前。但是，这无赖很快就被守备制服。

这件案子，被称为“梃击案”。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获益，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而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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