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注: 藩镇割据出现于唐代安史之乱后，该时期出现了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注: 柴荣-周世宗 柴荣（郭荣） （921年—959年），五代后周皇帝。于954年到959年在位，在位6年。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注: 石敬瑭（892年－942年）是五代时期后晋开国皇帝，936年—942年在位，庙号高祖，谥“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shijingtang]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注: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政变。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借口北汉与辽联合南侵率军出大梁（今河南开封），至陈桥驿（今开封东北）授意将士给他穿上黄袍拥立他为帝。]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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