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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四种中国文人。陶公的事儿众所周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守拙归田园”。近人李叔同更绝，正值盛年，干脆斩断情缘、斩断俗缘，遁迹空门。除去这四种以外，周作人[注: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恐怕可以算是第五种中国文人了。虽说在此之前，山巨源有此嫌，但是山巨源不仅没有出卖朋友，而且还给当政者极力推荐朋友出来当官。拿今天的一般信条看，山涛真够哥们。周作人显然不是这样了。周作人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却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及自己的信条和世道人心。这样看来，三国魏晋时期那样险恶的日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像大得不得了的如蔡邕、如子建，但是与周作人比起来，那时确实是一派古风啊。不过古风归古风，时风归时风，中国的文人的遗传基因是命定了的。自恋带来的牢骚，自恋带来的不服，以至自恋带来的互虐，就这般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演义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后期，在高压下，文人们的表现与表态，与古风相比，可以说退步、退化（像林昭那般的人，何其少哟）。至于说到明代天启年间读书人的集体沦陷——为一个自称九千九百岁的阉人魏忠贤[注: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0月19日），原名魏四，入宫后改名李进忠。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忠贤，表字完吾。]立生祠呼喊奔走的那么多进士——那更是中国文人的耻辱又耻辱！那时，能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人一定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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