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3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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