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然而，有身份的贵族妇女很少接受这套训诫，那些妒妇根本没改变西汉以来的强硬作风，如广川王刘去病的妻子（王后）昭信之杀望卿。《汉书·列传第二十三》记载：广川王刘去病甚爱其姬望卿，妻昭信妒，造谣称望卿与郎吏有奸情；刘去病听信，望卿失宠；昭信遂让众妒者持铁烙追烫望卿，望卿被逼投井；昭信还不解气，乃用刀挖下望卿阴道，割下鼻子、嘴唇、舌头、扔至大锅里煮，“令诸姬观摩尽，乃止”。

本文摘自《给历史放把火：好玩的文字里回味历史》   作者：綦彦臣  出版社：吉林出版社

东汉时代既有对女子的残酷刑罚如“下蚕室”，也有以罚代刑的“女徒顾山”法条。“下蚕室”的刑罚在《女诫》出现之前就有，如光武帝[注: 汉汉光武帝（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即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东汉王朝开国皇帝。新末天下大乱，刘秀与兄在舂陵起兵，并以“复兴汉室”为号召，与众豪杰并争天下。]刘秀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即把妇女阴道割去，与男犯同到高温的蚕室劳作。“女徒顾山”出现于西汉平帝[注: 平帝刘（前9～5），字乐，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三岁嗣立中山王。元寿二年（前1）即皇帝位。元始五年（5）被王莽鸩杀。]元始元年（公元1年），法条曰：“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雇山钱月三百。”也就是说：已判刑的女犯都放回家，用给官方砍柴的方法顶罪，在施行中让每个女犯出三百钱，算是雇人的月工价。建武三年，重新启动该法条，诏曰：“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但没说雇人价钱。

比较而言，东汉初期对妇女的法律约束比西汉加强了，《女诫》从道德上确认这种强化趋势，以至于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国法律惯性。到唐宋明清，则完全系统化，分为舂（配以黥劓）、拶（音“簪”）、杖、赐死、幽闭五刑，更有“沉塘”宗法私刑的处罚。可以说，所谓中华文明，其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在对妇女愚化之上的“吓化”，残酷用刑。班昭作为“大家”的贡献就在于把两汉以“女徒雇山”为代表的刑罚宽容论转向了全面严厉。这种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的政治道德的败坏，也许只有北宋[注: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理学家程颐可与之相比。有人问程颐：寡妇的日子太难过了，可不可改嫁，找个生活出路。程颐霸道地说：饿死事小，失节为大。轮到他自家事务了，他却变了原则，设法帮助其守寡的外甥女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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