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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受宫刑是因为政治观点落后 性格迂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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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9-23 16:23: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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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儒家的“三纲五常”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仁义礼智信是衡量士大夫大是大非的重要标准。儒家的仁义观要求士大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注: 卫灵公，即姬元，为春秋诸侯国卫国君主之一，他为卫襄公儿子，承袭卫襄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期间为前534年-前493年（在位42年）。]》)。李陵投降无论就国家利益来说还是儒家礼义来说，都是与之相悖的，所以汉武帝盛怒之下迁怒于他是必然的。可以这么说，司马迁受宫刑一是因为汉武帝喜怒无常的性格，二是司马迁自己政治观的落后和性格的迂阔。整部《史记》中反映司马迁政治观落后和性格迂阔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司马迁非常反对“均输平准”的措施，认为是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发展。如果单就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的共性而言，这并没有问题；但他却没有(或者不愿)看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的特殊性。当时汉朝处于与匈奴斗争的关键时期，而讨伐匈奴的成败对西汉帝国的整个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实施“均输平准”、集中全国之财力物力的举措是必要的。这正如世界现代史上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注: 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communism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又称军事共产主义。内战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司马迁看不到(或者忽视了)这种积极作用，以共性来否定个性，这是极不恰当的。再比如，司马迁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举措是极力否定的。在司马迁眼里汉儒太“俗”。其实汉代“俗儒”乃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其虽俗，却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了社会进步的潮流。这与先秦“醇儒”的迂阔不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又比如，司马迁强烈谴责汉代“酷吏”。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汉武帝重用“酷吏”，正是打击豪强，消除动乱隐患、巩固大一统局面的积极表现，从总体上或主流上看，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司马迁却对这些积极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耿耿于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看不到由于时势变化而“攻守之势异矣”的客观事实，拿落后的、保守的政治眼光来评判进步的社会特征。这是他所以遭致宫刑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悲剧性之所在。许多《史记》研究者在分析司马迁受宫刑的原因时，过分强调他与汉武帝的思想对立性，而忽视了应该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寻找原因，以至于得出了并不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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